那些因空间接近而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正在离我们远去。居住在农村的人，比邻而居，其距离有远有近。居住在城市的人，近邻就在自己的身边。楼上、楼下、对门或者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也就几步之遥。按理说，城市人口的集中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农村人口的分散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疏远。事实则相反，在城市，邻居之间的关系很疏远，几近于陌生人。“远了香，近了殃，对门不搭腔”，正逐渐成为城市近邻的现实。在农村，邻里之间的关系很紧密，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之说。邻里关系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村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基地。在一个村庄附近比邻而居的人，是生产相同农产品的劳动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劳动和生产工具，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利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修建房屋，进行家庭消费，或者将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如果家庭劳动力足够充足，生产工具非常丰富，家庭生活的知识和技能都不匮乏，那么，每个农民家庭就会完全实行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不会依托邻里的帮助。

事与愿违的是，有些家庭的劳动力会因为生病或者农忙时节而出现高度的短缺，生产工具会因为破损或者老化而得不到及时更新或者补充，粮食因为歉收或者过度出售而出现青黄不接，家庭成员因为外出而出现无人看守家园。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分工不明确的农村，邻居就组成了一个互惠性的保险共同体。每一个比邻而居的家庭，就将把暂时多余的劳动力和粮食、暂时不用的生产工具租借给那些劳动力和粮食不足、生产工具缺乏的家庭。

那些租借别人劳动力、粮食或者生产工具的人，将会在被租借人缺乏劳动力、粮食或者生产工具的时段进行偿还，形成“你帮我，我帮你”的互惠式交换。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分析道：“邻里实际上意味着，患难之时的相互依托，尤其是在交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邻居是典型的救急者，因此，‘邻里’是在十分冷静的、不含激情的、主要是经济伦理意义上的‘博爱’的体现者。……因为任何人都可能陷入一种需要别人进入紧急帮助的境地。”

由于不存在中介机构或者货币交易，邻里之间的借还劳动或者物品都是无息的。他们相信实物价值的稳定性。邻里关系的好坏就取决于这种互惠式交换的频率。互惠式交换越频繁的邻居，邻里感情就越是深厚。当邻里之间的互惠式实物和劳役借贷能够得到及时偿还时，邻居之间的关系就趋于平等。当贫穷的邻居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换取富裕邻居的剩余农产品、多余的土地、人身保护或者灾荒时的慈善救助时，邻里关系就向不平等的关系发展。贫穷的自愿帮工就可能成为奴隶或者农奴，富裕的邻居就会成为地主或者庄园主，剥削因此而出现。

即使在平等的邻里之间，如果借贷的劳动力或者实物存在不对等的现象，或者某些邻居试图无偿占有他人的物品的问题，那么，邻里之间就会产生敌对或利益冲突的行为。事实上，农村的邻里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或者打斗行为，大都源于借贷实物的记忆不清或者无偿占有他人物品的问题。不过，邻里之间的争吵或者打斗行为，经常在新的患难需求时得到缓和或者补救。毕竟，保险共同体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偶尔的患得患失。邻里之间的尖锐敌对也就只能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

由于土地的空间延展性，耕种土地的人必须生活在耕地的周围，以减少工作到居住地的通勤成本。这样，广阔的土地上就会逐渐形成村庄连绵分布的格局，而村庄规模的大小与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力、工匠数目、土地肥沃程度和土地所有者的人数成比例。如果土地数量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这个村庄的人口就会长时间保持稳定，多余的人口或者普遍贫困、饿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从事耕种或者商业，或者留在原村庄从事纺织或手工产品制造以换取更多的粮食。随着人口的增加，村庄逐渐扩散，副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邻居之间的争斗也会得以缓解。

当许多村庄的中心建立集市交易时，小业主、商人和匠人就会云集在此。集市的集中买卖比商人将物品运输到各村买卖更能降低运输成本，更能充分利用大数定律发现购买者的偏好和购买量，更能将购买者的田间工作和购买活动区分开来，更能形成稳定的价格和减少讨价还价的时间。这就意味着，物品的交换在空间上并非零散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的。随着需求的增加，或者更多富有人群的加入，物品的交换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就会推动集市向城镇方向发展。(www.daowen.com)

附近村庄的规模越大和数量越多，出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越多，城镇的规模就会越大。当拥有众多土地的大地主特别是贵族和君主云集在某个城镇时，这个城镇就会向城市的方向发展，吸引众多的商人和工匠为其服务和生产，建造大量的楼房、街道、娱乐设施、风景楼台等，造成“每一个贵族都通过自己在住房、随从、仆役上面的开支，供养着各种商人和工匠”和“国家的所有阶级和居民，其生存都要靠土地所有者的开支”（坎蒂隆语）的局面。如果这个城市还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构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和机构，建立在海边或者大河两岸，附近有众多的中小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成为一个大城市。

当村庄的人口不断增多并逐步走向城市化时，邻里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转变。粮食不足，可以向市场购买。劳动力不足，可以雇用短工。灾荒时，更多地依赖政府或者其他救济团体。随着居住地与工作地点的高度分离，邻里之间原有的在生产领域的保险共同体就让位于市场的商业化保险和工作单位的同事之间的互助。

在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我们看到了同事之间出现相互救急帮助的情形。到单位时发现忘了带钱包，找同事借午饭钱和交通费。在工作时报告写不出来，找同事帮忙写。因病不能上班，找同事请假或者顶替。当然，借了同事的钱要还，同事帮了忙要请客吃饭或者送礼。在这些同事的相互帮助中，我们看到了邻居之间的保险共同体在继续发挥作用。同事与邻居都是在生产相同产品领域相互帮助、相互竞争、相互攀比，甚至发展出敌对的关系。不过，与农村偶尔发生的饥荒相比，高度集中在某些工作场所的同事，如煤矿、铁矿、纺织厂、钢铁厂等事故频繁的单位，可以发展出同事之间的深厚友谊——浓厚的工人阶级情感。缺乏生存死亡威胁和频繁互助的行业，例如计算机、软件、教育、政府等单位，同事之间的感情就淡漠得多。

当市场的交易和工作中的互惠互助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问题之时，比邻而居的人就拥有越来越较少的共同利益。每个邻居，都围绕着工作单位和市场在转。邻居之间的互惠互助变得可有可无。偷盗行为出现时，或者自家安装更结实的防盗门和窗户防盗栏，或者请求政府多派些警察巡逻，或者要求小区管理员加强警戒。上学路上变得不安全时，或者自己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或者请求同事或亲戚看护，或者坐公交车和校车。

在人口高度流动的城市，邻居也因频繁地变动，变得更加陌生。我们不知道邻居从何而来，搬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在那些蜗居、群租的房屋里，邻居来来往往，犹如旅馆或者铁路上的过客。保持距离，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就成了新的邻里原则。只有在发生火灾、地震、洪水泛滥的危险时，这些短暂的邻居才会滋生出互惠互助的需求。

分工与人口流动，驱动着传统农村邻里关系的解体。在农民工长期外出打工的农村，邻里之间的互惠式交换越来越少。稀缺的劳动力，只能支付市场报酬进行购买，因为希望对方偿还劳动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有效率的市场就这样地摧毁着农村，瓦解着邻里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农村的消失，更多的人将在城市比邻而居，但他们更像咫尺天涯的陌生人。因为，他们的利益和需求都在市场和单位得到满足，邻居只是栖息地的暂时聚会。

[201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