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今世界经济的交换都不是简单孤立的交换或者完全的垄断行为，而是受到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影响。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众多的销售商需要估算每个购买者对各单位产品的主观价值以及自己对产品的主观估价，购买者也需要估算每单位购买产品的主观估价和销售商对产品的主观估价。在众多的购买者和销售商的主观估价之间形成一系列的估价区间，购买者和销售商就在各自己的估价区间内进行讨价还价。高度竞争市场的讨价还价与垄断市场的讨价还价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高度竞争市场的估价区间数量较多且每一个估价区间的范围比垄断情况下较小，而且众多销售商对产品的主观估价范围比垄断销售商的估价范围要大。这样，高度竞争的市场就会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较多的数量，克服垄断者毁坏或者控制商品数量以提高价格的努力，也会剥夺垄断者的一级价格歧视的权利，产品的质量在高度竞争状态下也可能会提高。

国际贸易就通过扩大消费者的主观估价范围和限制厂商的主观估价上限而强化了竞争，降低了产品的价格。相反，战争或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或者飓风，都将摧毁大量的生产设施或者削减厂商的供给量。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或者预期较低的供给量就只能在现有的消费者中进行分配，只有提供较高估价的消费者才能获得需要的产品，如汽油。生产商也会做出相同的价格上涨预期并调整价格。这样，受到战争或者灾害影响的产品价格就会上涨，形成短期的高物价现象。这种价格上涨一方面可以抑制需求，增加未来的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会诱发生产设施受到破坏的公司加速修复道路、管道、运输设备或者生产设备，尽可能恢复或者扩大生产，或者在灾害发生前增加储存量或者加大生产。生产商的努力最终会扩大供给量，从而降低价格。这就意味着，在战争或者大规模灾害面前，政府对物品实行价格管制最终会降低物品的供给并形成供给短缺，造成更多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救助。

更重要的是，在众多的销售商和众多的购买者中，要准确合理地估算消费者对产品的各种主观价值就需要花费较高的估算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和大量的其他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性越大，讨价还价的力度也就越大。公司之间的交易、公司和一般顾客之间的交易，都是在讨价还价的努力下完成的。但是，随着交易的持续进行，卖方对消费者的偏好、收入、所愿意接受的价格、同类产品的质量和地位就会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确信价格与自己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交易成本占销售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竞争市场的销售商就会采取统一定价的方式，将价格简单地定在平均成本加成的基础上，以便尽可能地获得那些主观估价高于平均成本加成的消费者的购买量。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会调整产品的价格，从最初的尽可能索取高价调整到随后的统一标准价格。由于这种统一定价方式的出现，特别是超级市场统一定价方式的出现，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讨价还价现象就显得有些模糊，好像讨价还价的现象成了不可理解的事情。所以，面对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定价现象，我们不是问“为什么会有讨价还价的现象”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公司定价而取代讨价还价的现象”的问题。随着公司生产和销售在各个社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统一定价的形式越来越突出，讨价还价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小商小贩、信息高度不对称性的大宗产品，及各种拍卖等较狭小的领域。

同时，随着生活经历的增加，对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的了解，并对企业的声誉有所耳闻，消费者就可以确定产品价格在同类产品中的合理性。这样，买卖双方都会随着信息的增加而不断减少讨价还价的次数，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也不断展示可信的真实信号，如电视广告、信用评级、产品质量检测、损害赔偿、不满意退货、豪华的建筑大楼等，让消费者最好别讨价还价。

特别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标准化产品，更是降低了产品质量的多样化和分别定价的需求，促进了超级市场的产生，统一标价就成为现实。为了降低讨价还价的成本，企业尽可能将产品的质量和信息标准化，如黄金的各种品质、牛奶的各种构成信息。完全具有标准化信息的产品，就容易成为货币或者交易中介。对于那些创新的产品，不断调整价格是为了寻求一个消费者可以接受又能保证生产成本得到补偿的市场。随着购买这种产品的人越多，如果大量的人都不讨价还价，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的智慧和感受真实的话，那么，这些购买本身就代表了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也就是说，人们在边买边学（learning by buying），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存量与购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讨价还价比较明显的地方，很难呈现经济周期，最多是季节性的周期。一旦讨价还价消失，有固定的价格，企业就会按照这个价格去大量生产，造成价格和产量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危机就会出现。(www.daowen.com)

当然，统一定价并不是唯一限制讨价还价的方式，因为价格的调整涉及信用的外部性问题。如果企业不断调整产品的价格，那么，购买这种产品的人越多，其资产损失就越大，企业的信誉威胁就越大。为了更好地探寻消费的偏好和对产品的主观估价，销售商经常进行产品折价而不是降价销售。对于未来提供的产品，为了降低无限制讨价还价的成本，买卖双方通常需要签订契约，而未来的市场价格与谈判价格之差就是交易双方为未来交易所冒风险的预期损益。期权就是这种限制未来讨价还价成本的一种机制。同时，政府还通过颁布法律来限定讨价还价的范围和对象，也通过第三方调解和法院来解决讨价还价的双方不能就交易物品达成共同协议时按照惯例或者强行制定一个价格，以便节省交易成本特别是对社会造成的外部成本。同时，为了减少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厂商经常对同种产品进行局部的包装或者性能调整，以便使包装精良的物品卖给那些主观估价较高或者需求欲望较强的消费者，而包装一般的物品卖给那些估价较低的消费者。图书的精装版与简装版、月饼和粽子的豪华包装礼盒和简易包装的区分就是如此。

因此，讨价还价或者动态的竞争就是交易双方发现信息的过程和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协商和达成协议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应用市场均衡的概念模糊了讨价还价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也过度地夸大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应有的作用和地位。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环境污染和其他经济外部性寻求突破口。以阿瑟·C.庇古为代表的传统经济思想总是武断地认为，只要出现污染问题，就需要对排污者课税以补偿受害者。这些传统经济学者总是梦幻般地强调，政府的使用是免费的。基于这样的幻想，美国财政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公共财政理论与实践》中，神奇地赋予政府在资源配置、再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的巨大作用，一点也不谈论政府在广泛实施这些经济政策时为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如果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政府的实施征税权本身就会对污染受害者和排污者带来很大的成本。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明确指出，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受到污染损害的人们也可能会与排污者达成协议。受到科斯研究思路的激励，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寻求在离婚、契约、诉讼和环境问题等领域出现的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或者庭外调解的证据。

其实，如果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过度重视均衡而忽视交易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科斯的研究贡献仅仅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纠正。更重要的是，按照门格尔的分析，如果讨价还价具有普遍性，那么，政府在众多领域的作用就非常小。如果政府能够保证每个人和集团的讨价还价的权利，那么，即使是面对垄断者，个人或者集团都能够获得应有的收益。在《国家》（The State）一书中，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提出，获取财富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市场交换的“经济方式”；二是用暴力攫取或者剥夺他人生产成果的“政治方式”。政府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尽可能限制政治方式获取利益，而尽可能地保护每一个人按照“经济方式”获取利益的讨价还价方式。不幸的是，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大量制度创新，模糊了讨价还价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