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机制是市场的灵魂。所谓价格，就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所愿意牺牲的各种代价之和，不仅仅是金钱。100万元的一栋楼房，其价格可能是10年的努力工作收入，也可能是15年的体育奖励，还可能是1年的当官报酬或者1年的疾病折磨。犹如喝酒的朋友喜欢说，感情深，一口闷，市场机制的所有感情都浓缩在价格的传送带上。

乔治·施蒂格勒在《价格理论》一书中说：“价格不仅显示出了期望获得某种商品的紧迫性，而且还表明了区分各种商品的意愿。”谁能得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些愿意支付最高价格的人。市场给予稀缺资源以最高的回报，这是经济效率的源泉。之所以市场竞争能够产生效率，就是因为市场竞争的交易费用最低或者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耗散的竞争准则”（张五常语）。能够对稀缺资源提供最高回报的人，必然是最有经济实力的人群。

除了价格外，交易量也起着奖勤罚懒的功用，传达着买卖双方的能力和信用。尽管市场经济的链条会将贫穷的人群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但是，犹如奥运会强调“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竞技精神一样，市场也会强调“更强、更富、更快”这些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将老弱病残者推向贫困的边缘。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也是所有传统社会的缺陷：服务于强者，淘汰凌辱弱者。这也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本质含义。

其实，市场机制还与非市场机制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在市场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决策者和资产拥有者。只要我们能够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有能力购买市场的产品，我们就在进行市场决策，共同形成市场规则和价格。按照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知识对社会的用途》一文的见解，人们的知识是高度分散的，价格包含了很多人的知识和信息，以此指导资源的分配最为有效。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就需要契约得到很好地执行，产权得到很好地界定和保障。在非市场的环境中，只有极少数人成为规则的决策者，这些人通常都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权势者，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固定的或者弹性的规则行事。

毫无疑问，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规则制定者将会对资源的分配拥有最终决定权，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残余的资源中按照非市场规则进行争夺。茅于轼在《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一文中谈道：“最近有机会到几个省市去考察，接触到负责项目、计划、筹资、定价等部门的领导。他们对情况都很熟悉，对事物的分析也相当深入，可是无例外地对经济学的知识非常欠缺，对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完全不了解，只懂得价格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这些政府官员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配置效率的高低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在非市场的环境中，绝大多数人不拥有资源的产权，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诚如美国记者查尔斯·惠伦在《赤裸裸的经济学》中说：“私营部门把资源配置到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相比之下，政府将资源配置到政治程序所规定的地方。”这就是非市场规则的结果。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链条将社会整合起来，同时产生出强者与弱者。那些有能力和机会迎接新技术的人成为市场的强者和富豪，那些受教育少的人被迫成为市场的弱者和穷人。非市场经济却通过价格外的链条将社会整合起来，强者与弱者是预先注定的。这样，弱者在市场经济中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变为真正的强者。犹如查尔斯·惠伦所说：“市场的进化过程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它来源于对敏捷的人、强壮的人和聪明的人的回报。”尽管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弱者并不断生产弱者，但是，弱者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多，至少比传统社会要强。因此，就机会公平性与效率角度上说，市场经济都要优越于传统社会。

由于服务于强者，市场经济可能会对许多穷人非常需要的廉价物品缺乏生产和供给的动力。医疗系统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教育系统不为贫穷的山区提供适宜的教育，企业系统不生产传统的低价物品，就是几个明显的例子。在这样的动力下，大量的低价产品和服务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创造性地破坏”，而且还习惯于遗忘。凡是那些不能带来高额利润的产品和服务，都将被市场和企业忽略或遗忘。历史文物古迹被摩天大楼掩盖了，古老的坟墓消失在房地产的伟业中，怀旧的人在不断感叹。

面临市场经济的“劫贫济富”和忘记历史的本性，人们扛起了非价格机制的大旗。查尔斯·惠伦这样评论道：“受到竞争困扰的组织可能会寻求贸易保护、政府保护、税收优惠、限制技术竞争或其他一些特殊的措施。”按照非市场机制对产品定价的方法就是价格管制。当产品的价格定得足够低时，供给就会不足，服务质量将会下降，产品将会卖给那些排在最前面的人。施蒂格勒说：“排队的长度可以显示出人们多么急切地希望在货币价格不能完成上述职能的地方购买某种商品。”火车票、医院挂号都是如此。火车的拥挤、医院的服务质量差，都与低价管制有关。(www.daowen.com)

更有甚者，在自然垄断和政府定价的行业，暖气、煤气、水管、电力等国营企业对建筑安装的破坏不负责，铁道部和国营航空公司对火车拥挤、飞机晚点不负责，供电部门和供水单位随时中断水电供给而不告知。在这些价格管制的行业，支付的低价、额外的不确定性损失以及承受的官气十足和命令的心理成本，才是价格管制中消费者支付的全部代价。当产品的价格定得很高时，企业都会采取非价格竞争的方式吸引顾客。在航空管制时代，航空公司提供的食品质量很不错，座位宽大舒适，空姐也长得非常漂亮。在汽油价格受到严格管制的时代，人们通常会为加油站的优质服务所打动。当加油站的服务人员穿着整齐的制服，跑出来加油、检查油箱、擦拭挡风玻璃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汽油价格规定得太高，加油站利用非价格服务来吸引更多的汽车加油。

在极端的情况下，按照非市场规则进行交易，除了价格管制外，还会进行生产的管制、购买量的管制、消费方式的管制，甚至行政管制。例如，对房屋的购买仅限于本地人，每个家庭最多购买两套房。当管制越来越多时，我们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身影。那是一个什么都短缺的时代。因此，如查尔斯·惠伦所说，“管制会扰乱资本与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抑制创新并束缚经济发展，那正是善意所激发的管制。最糟糕的是，管制可以成为自利的工具。许多企业利用政治体制为自己牟利”。如果管制是不健全的，则会滋生更多的问题。比如，北京市在2003年有2400多家网吧，但开业手续和证照不全的网吧有2200多家，结果造成许多网吧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成为贩毒和网络欺诈的主要场所之一。

即使仅仅进行生产和消费的管制，濒临灭绝的物种也会加速灭绝。黑犀牛角的黑市价格高达3万美元/支，因为黑犀牛角被认为是效果奇异的春药和退烧药，甚至制造剑柄或者显示权威的装饰品。在高价的刺激下，大量的黑犀牛被偷猎捕杀，非洲南部的黑犀牛数量从1970年的6.5万头减少到2000年的2500头。为了保护黑犀牛，非洲的许多政府环保部门开始捕捉黑犀牛，将其角锯掉，以防止偷猎。殊不知，犀牛角数量的减少将犀牛角的黑市价格推得更高，为偷猎者捕杀剩余的有角犀牛提供了更大的动力，顺便将无角犀牛进行捕杀和肢解。

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允许犀牛角的合法交易。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应该规定，人们可以饲养犀牛。一旦饲养成功，犀牛角就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生产和消费。有了猪、牛、羊的成功饲养，谁会担忧野猪、野牛、野羊的灭绝呢？在中国，华南虎和东北虎都成功地实现了饲养，但是，政府禁止销售虎皮、虎骨、虎肉甚至虎骨酒，最终导致饲养无利可图，华南虎和东北虎最多只能在动物园内存在，以便保存其早就不存在的野性。

如果对濒临物种不能实现成功饲养，那么，较次的办法就是将濒临物种生活的区域圈起来作为保护基地，同时允许附近的居民利用保护基地的濒临物种来进行旅游服务，以便减少捕杀者的人数和扩大人们保护濒临物种的积极性。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公园每年为其带来了10亿美元的收入，大大减少了热带雨林的破坏。非价格机制不能拯救濒危物种，价格机制能行。

人们有时感到奇怪，为什么主要的创新源泉都来自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价格机制还能鼓励创新。当产品价格足够高时，如果没有限制，那么，新产品就会被开发出来。施蒂格勒说：“价格是促使人们从事生产并发现新的生产可能性的最基本的激励因素。那些遵从价格指示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未来的价格趋势猜测得比较准确的人，将会在商业事务中繁荣昌盛，并勤俭地生活，家庭也会富裕起来。”石油价格在2005—2012年期间的高涨，会将海底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出来。日本就在东海和太平洋的浅海湾进行成功的能源勘探，并诱发了许多国家的资源争夺战。所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小罗杰·弗格森这样说：“那些不能正确衡量竞争环境的残酷震荡与创造财富之间的关系的政策制定者，最终将把精力放在衰败的方法和技术上。一旦这么做，他们所建立的政策就是在保护脆弱的、过时的技术，最终，他们会减缓经济前进的步伐。”毫无疑问，以保护垄断为目的的价格机制就具有这种效应。

[201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