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和工作的周围，我们总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拖拖拉拉的行为。我们会看到有吃饭拖延和请客拖延的人，也会看到学业拖延和工作拖延的人，还会看到结婚拖延、还款拖延和毕业拖延的人。大学生在娱乐、上网打电子游戏、游玩等方面从不拖延，而经常会推迟学习、读书或者写作论文。研究显示，70%—75%的大学生承认在学业上会拖延，如不学习、未完成阅读任务等。许多工作的人会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而在偿还信用卡、房屋抵押贷款等方面则可能会表现拖延，以至于不断累积的债务几乎压垮了他们。许多老年人会按时吃药、按时睡觉，但是，他们在回电话、购物、安排旅游计划等方面总是表现出拖延的倾向。许多女人在购买衣服、化妆品、首饰等方面从不拖延，但在结婚、生孩子方面一再推迟。

繁杂的生活现象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拖延与非拖延的矛盾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是拖延者，也没有一个人在所有方面是非拖延者。因此，心理学把拖延当作一种心理疾病，一种冲动的、非理性的行为，一种非理性地反抗他人的不恰当的手段。这些看法无疑是不正确的。

在经济学家看来，拖延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维·拉宾认为，人们是否采取拖延行为，取决于按时完工和拖延完工所带来的奖励、付出的代价，以及贴现率。明天完成某项任务所获得的奖励，如果贴现率是50%的话，就只相当于今天获得同样报酬的一半。为了阻止拖延行为，拉宾建议，每个人都给拖延明码标价。拉宾就曾对同事们说，如果他没有按时提交一篇已经答应交稿的论文或者没有完成某个研究，那么，他就付给他们500美元。毫无疑问，给拖延标价，是能够减少拖延行为的。银行是依靠罚息来催促还款的，税务局是依靠罚息和吊销执照的方式来催促企业缴税的。教师是依靠学生的自我意识或者负罪感来交作业的，当然效果不会太好。

尽管经济学家将拖延看作一种理性行为比心理学家将拖延看作一种非理性行为要好，但是，拖延被当作一种简单的成本收益比较的行为可能并未抓住解决拖延行为的关键之点。当犯罪被当作一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行为时，单纯增加犯罪的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尤其是在自杀性爆炸频繁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更是如此。同犯罪一样，拖延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且还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制度机制。

在心理学家看来，拖延（procrastination）是一种自己养成并不断强化的耽搁或者不作为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一个人自愿地、有目的地、有意识地推迟开始或者完成某项活动的时间，致使个人表现出焦虑、后悔等负面情绪。因此，拖延是在理性思维指导下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行为习惯。

拖延习惯的形成，与幼年时父亲的严厉和无法交流、与母亲的无主见、生活中缺乏鼓励和在学校过多地得到否定性评价等家庭和学校环境有关，从而造成幼小的心灵利用拖延作为保护自己的策略。在拖延者的记忆中，过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总是历历在目，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块伤疤。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刺痛这块伤疤。由于总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拖延者对将来和现在的生活不抱一点希望，总是通过纵情享乐、虚度光阴来麻痹自己。拖延者将时间分解为痛苦不堪的过去、纵情享乐的现在和采取行动完成任务的明天。将明天采取行动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忽视了当下采取行动的必要。

某种行动的拖延者与非拖延者的区别在于，赋予今天行动的价值不同。拖延者赋予明天巨大的价值，非拖延者赋予今天巨大的价值。于是，拖延者就选择那些不需要任何技能、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纵情享乐之事来耗费时光。随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耗费的代价越大，许多事情都会不断地被拖延，特别是要支付拖延的实际成本很小时更是如此。例如，学生不按时交作业，往往说是“忘记了”、“生病了”、“课程太多”、“打印机坏了”、“放在宿舍了”。对于这些借口，老师通常不会让学生提供证据或者做出处罚，而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下次记住按时交作业。这样，老师的不作为实际上鼓励了学生的拖延交作业。而且，和颜悦色的老师，对学生越宽松，学生就越可能在这门课上会迟到、延期交作业或者论文。

因此，拖延某项任务的概率就与完成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长短成正比，与个人的能力和从中获得的收益成反比，与工作的复杂度和付出的艰辛努力成正比。丹·埃雷利在网络上对3000人的调查表明，人们在某些任务上比在其他人任务上更容易拖延。拖延者更倾向于选择需要社交技能的工作而不是认知技能的工作，而非拖延者则没有明显的偏向性。与同龄人在一起娱乐、交流或者玩游戏，拖延者感觉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认可。可以说，拖延者将主要精力耗费在他们认为最能提升他们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的事情上，而对于提升认知技能的评价不高，并努力掩盖自己的认知技能的不足。拖延的任务绝大多数都是那些需要付出大量努力的、令人不愉快的、非常棘手的事情。

可以说，拖延者是冷漠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具有高度社会不安全感的人格。这样，拖延者就与了解其长处或者得失的朋友更容易发生争吵或者意见不合，因为这些最亲密的朋友经常提醒拖延者那些因为拖延而带来的失败。这种不断提醒失败的行为在拖延者心中烙下伤痕，让他们感觉到，他人只关注他的失败或者过错，而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或者成功的地方。朋友和家人越是明晰拖延者的行为，越容易在拖延者与他们之间造成隔阂。为了避免旧的伤疤被不断提起，拖延者就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不是敞开心扉接受那些说实话的家人或者最好朋友的劝告，而是寻求那些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过去失败的普通朋友圈，这样的朋友圈能给拖延者以理解和同情。

俗语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拖延者的朋友自身也许就是拖延者，都是一些浅层次、临时组合的朋友，因为在拖延者的眼中，当他们寻求帮助时，其他拖延者不会提供可靠的帮助。尤其是，拖延者是公认的懈怠者，在集体合作中总是表现出偷懒的习惯或者不如其他人努力。这样的关系决定了拖延者的朋友不会有深入的交往。当生活周围的朋友都习惯于拖延时，要想改变自己的拖延习惯就更加困难了。

当机会出现时，拖延的人无法判断成功的概率，于是就为自己设置完成某项任务的障碍，以便为失败准备好谴责的借口。例如，拖延者倾向于选择有嘈杂噪声干扰的环境，以便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从而好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环境的影响。这样，拖延的人就会对自己潜能的发挥加上一个自我束缚的牢笼，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在给自己加上束缚后，拖延者自然会减少努力完成某项任务的动力，从而妨碍自己的行动和成功的概率。这是因为，拖延者容易受当前享乐需求的刺激，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当前的任务上，从而缺乏平衡工作的效率与按时完成工作任务之间的关系的自我调控能力。

当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地分配在行为人身上时，拖延的深度和广度都具有扩大的趋势。如果成本高度集中在行为人身上，而收益分散在人群之中，那么，这样的行动就会被行为人拖延。对于从事工作的人来说，从事自主经营的人比受雇于他人的人更少拖延的倾向，因为拖延的损失完全由自主经营的人承担。同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具有更多的拖延倾向。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费拉里在《万恶的拖延症》中的调查发现，18%—20%的脑力劳动者自认为是拖延者。这是因为，脑力劳动者可以将工作延误的原因归于很多难以监督和控制的因素，比如问题的难度很大、缺乏灵感、资料难以找到、计算机程序不灵，以及数据出了问题等。核实和检查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巨大的成本。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工作，都是容易观察和检测的，监督成本很低。这样，监督成本的差异就造成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拖延方面的差异。同样，公司员工比非公司员工、销售人员比中层管理者更容易拖延，也是因为监督成本的差异。此时，拖延就成为一种成本与收益不对称下的搭便车行为。

可以预计，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的部门种类日益增多，部门之间的结构和权力关系日趋复杂，那么，这样的组织就具有更多的拖延症。大型企业、银行和政府部门就是具有各种拖延习惯的官僚组织。高速公路收费已经超过了偿还贷款的期限，但是，许多高速公路还拖延着继续收费。原来政府规定，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放行。但是，为了在2014年除夕前夜多收取高速公路费，国家假日办公室就将春节从初一开始放假。看来，利益是许多单位拖延办事的核心所在。(www.daowen.com)

针对许多单位办事拖拉的习惯，人们在无奈之中采取了增加拖延成本的办法。例如，温州市的黄先生因信用卡过期而多交纳的 1154元被银行冻结。在经过几个月催促银行和解冻未果的情况下，黄先生带着1000元钱到该银行要求办理1000张活期存款存折，每张存1元。在面对黄先生惊人的要求后，该银行的办事员又是报警，又是向领导请示。无奈，法律没有规定一张身份证能够办理存折的数量。在办理1000张存折的巨大人力和物力成本面前，银行领导只好同意对信用卡的解冻。此时，黄先生已办理好23张1元钱的存折。96%的网友都支持黄先生对付银行拖延的做法。因与莆田农商银行的劳资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被银行辞退的张女士在2013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之间到该银行的各个支行共办理了762笔业务，包括开设417本活期存款、50张定期存单、32本定期存折和销户55张定期存单。在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在工作中办事拖拉，甚至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造成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低下。

高科技似乎日益成为拖延的护身符。手机、电视、电脑、互联网都会耗费人们很多的时间。《纽约时报》在2008年的一篇报告中指出，公司员工每天将28%的时间耗费在高科技产品上，致使工作不得不经常中断。《芝加哥论坛报》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46%的公司员工声称，他们花费在手机、电子邮件、互联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特别是，网络购物和聊天视频让更多的冲动跑进办公室，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将更多的时间耗费在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上。如果工作的速度和效率不变，那么，完成一件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就要延长，形成一种高科技下的拖延病。

20%的成年人承认，拖延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群中具有拖延的比例与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无关。尽管有的人抱着“压力下会做得最好”的想法，但是，如费拉里所说，“事实上，不管在哪种时限下，拖延者总是会比非拖延者犯更多的错误，任务完成得也不尽如人意。拖延者似乎无法很好地规划自己的时间，而且也没有能力同时做多项工作。拖延者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关键是他们没有能力按时完成任务”。研究发现，学业拖延的学生与按时完成学业任务的学生相比，考试成绩和论文成绩都会较低。这些学业拖延者没有学习的兴趣和动机，也缺乏组织和纪律性，对自己学业和生活上的成功缺乏信心。对于工作的人而言，拖延行为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而且造成了顾客与公司员工、公司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他人看来，拖延是在完成指定任务过程中对压力的反抗、对指定任务的人的报复、对弱势群体的特权表达，尤其是当这个人感觉自己的个人控制权或者自由被剥夺时更是如此。在美国，有39%的职工有过超负荷工作的经历。这种过度劳累很容易激起人的逆反心理，拖延是报复自己不满意的一种策略。研究发现，一个人一生中寻求的报复越多，他就会做事情时表现出更多的拖延倾向。

因此，拖延是一种制度环境下的习得行为。尽管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行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拖延行为，但是，制度的差异会扩大或者缩小人们的拖延倾向。在公众的心目中，拖延者是一群无助的、渴望被关注的对象，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帮助他们做事，帮他们完成任务和承担责任。因此，改变拖延的习惯首先需要有制度约束和人际关怀，对拖延者的优点和缺点做出明确的评价，让拖延者看到自身的价值。在寻求帮助的人群中，拖延者会尽量寻求家人的帮助，而非拖延者则会向朋友寻求社会的帮助。通过逐渐匹配拖延者的能力和相应工作的难度，将其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拖延者就会逐渐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对复杂程度较高的事情评价更高。如是，通过个人和社会的努力，我们会将拖延的浑水转换成按时完成任务的蛋糕，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加惬意，不用担心自己或者他人的拖延，给自己所带来的伤害或者报复。

[2014年1月11日]

【注释】

[1][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丽君、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

[2][英]欧内斯特·盖尔纳：《理性与文化》（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3]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4]张海涛：《吉米·卡特在白宫》（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一位法国化学家检查了600多种产品，发现许多产品都有多种掺假方法。例如，糖有6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