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关键特征之一，因为语言本身就包含虚构的含义。自从语言从10万年前产生开始，人类的历史就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君权神授”、“天命观”就是这样的谎言和欺骗。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碰到数不清的说谎和欺骗的形式。胡说八道、绯闻、吹嘘、虚假的广告、伪造的证书、捏造的数据、低报纳税收入、虚报利润、奇迹、大而无当的理想，就是这样的谎言和欺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到2003年，全国立案侦查的统计违法案件5.92万件，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超过半数。《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认为，欺骗是“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使人上当”；诈骗则是“用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以便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一般来说，欺骗有善意的欺骗，也有恶意的欺骗；有有意的欺骗，也有无意的欺骗，但是，诈骗都是有意的、恶意的欺骗。从社会角度看，欺骗是一种违背道德伦理或者民事法律的行为，而诈骗则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

谎言的根源也许是人们的认知不足，也许是人们的虚构事实的偏好，也许是人们的行动跟不上言语的步伐，也许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情感需要，甚或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他人实施欺诈的语言。理想、希望、梦想成真、智谋、赞扬、谴责，都是滋生谎言的温床。为了达到怀孕的目的，爱人对伴侣说谎；为了不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医生对病人说谎；为了不让大众感到贫穷的痛苦，政治家会用“望梅止渴”的办法来安慰。某些愤世嫉俗的人甚至说，政治家都是说谎的政客，政治就是谎言交流的场所。约瑟夫·熊彼特就是其代表，因为他说过“民主就是靠谎言进行统治”和“你必须说出某种谎言才能领导人们”这样的话。

如果说谎言是人类所独有的话，欺骗则是所有智慧生命所共有的特征。伪装和潜伏就是动物的欺骗形式。人类继承了动物伪装和潜伏的本能，并将其发扬光大，构建了人类特有的欺骗与反欺骗文化。人类不仅欺骗动物，将其驯化然后当作食物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欺骗同类，借助谎言和暴力从他人那里攫取劳动果实。贪官都是些欺骗他人的高手。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是个有名的贪官，但多年前他曾说出了这样著名的“语录”：“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从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律人先律己，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行慎独、慎始慎终，认真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机关算尽，“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的差距，终于在“艳照门”事件中暴露无遗。

更奇怪的是，人类还习惯于自我欺骗。理想、幻想、希望、宗教、梦想、迷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欺。没有这些自欺，每个人都是功利主义者，一切都会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算计。自杀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现象。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的人高达200万人。有的人之所以自杀，就是明白了自己处境的极端恶劣，也深信自己无任何力量改变自己的处境，失去了自我欺骗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自杀的人都是些理性主义者，在焦虑和抑郁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谎言是弥补欲望与手段之间差距的语言艺术，那么，欺骗则是意图增强手段的丰富性以满足欲望的行为艺术。谎言和欺骗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极低的资源耗费获得了欲望的满足。人的欲望，一部分是生存攫取的欲望，一部分是社会性的欲望。欺骗动物的欲望和欺骗同类的欲望多是生存攫取的欲望，自我欺骗和谎言都是实现社会性的欲望。但是，自我欺骗和谎言都是从生存攫取欲望的欺骗开始的。

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理查德·道金斯探索了儿童说谎和欺骗的源头。在道金斯看来，儿童说谎和欺骗主要来自家庭权力的不对称性，因为儿童面对的都是在体力、智力、意志力和生活能力优越于自己的成年人。受到基因驱使的父母会对儿童问寒问暖，并根据儿童对饥饿和不舒适的表现程度提供相应的喂食和照顾。过度热情的父母们所没有料想到的是，幼童们根据夸张的饥饿和不舒服的信号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谎言和欺骗的种子就这样诞生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的父母为了省事，减少监管和教育的责任，武断地要求孩子听话和顺从。殊不知，听话就是掩盖孩子心灵表达和抑制孩子们自我塑造的过程。所谓自我塑造，按照吴若增的话说，“是一个持续艰苦却也是苦中有乐并总是看得见希望的奋斗过程”。当父母们没有心情去关注孩子们自我塑造或者潜能的艰苦发挥过程时，孩子们的心灵就对父母关闭，满口的谎言随时在应付长辈们的诉求。

真实，只有赤裸裸的真实，才是人性的本原。社会的真实，就需要与谎言教育决裂，让孩子们在真实中成长。可是这样一来，父母、教师和社会就需要在孩子面前暴露更多的真实，倾听孩子喜怒哀乐的成长，尤其是孩子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妄自尊大乃至独断专行的成长。尼克松说：“不让挑战和竞争的烈火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给他们以斗争的锻炼，他们会性格软弱，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不可避免的而且往往是可怕的考验时，他们就会缺乏准备，无力应付。”因此，家庭教育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让孩子们“懂得生活并不容易，懂得应付生活的挑战的力量要靠小时候锻炼培养”。没有这些，真实独立的人格就很难生根发芽。

在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虚伪的人格就是最大的自我塑造。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真实流露，没有自己的思想的自主培养，留下的只不过是虚伪和谎言的躯壳。所以，孟庆德在题为《说谎》的短文中说：“孩子是最常说谎的，因为年小，因为无力，因为胆怯，因为懦弱，因为地位低，因为常受大人限制，因为总受大人压迫。”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不难理解，家长那么讲究听话，社会那么提倡孝顺，为什么有那么多分裂人格、阳奉阴违、作威作福、贪污腐败的人充斥在社会中？

从家庭和学校教育走向社会的人们，首先面对生存和社会立足的问题。如果生存存在问题，欺骗甚至诈骗就会伴随在工作和生活之中。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自我欺骗或者谎言就开始登上社会的舞台。欺骗和说谎也遵循需求定律，受到欺骗和说谎成本的制约。社会和法律对欺骗和说谎越宽容，欺骗和说谎的次数就会越多。在所有宗教中，诚实都是值得赞扬的美德，谎言和欺骗都是受到谴责的罪恶。在戏剧和小说中，说谎的人都会受到最终的惩罚。这样的宗教和文化就会增加欺骗和说谎的心理成本甚至社会成本，降低人们欺骗和说谎的心理冲动。但是，在军事、战争、外交和政治领域，说谎好像是一种美德。“兵不厌诈”就传达了其中深意。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欺骗和说谎就可能变成生活的本能。因此，人们采取欺骗和说谎的多少，就与社会文化和法律的宽容成反比。凡是在比较专制的文化中，欺骗和说谎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凡是在比较民主的文化中，欺骗和说谎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欺骗和说谎的数量不仅与欺骗和说谎的成本制约有关，而且与人们的欲望构建有关。除了生存欲望外，人的绝大部分欲望都是文化、习惯和社会构建的。崇尚权力和官僚的社会容易造成欺骗和说谎的偏好。位高权重者不仅可以压制真实的表达，而且人们可以利用位高权重者的显赫威望来获得利益。吉米·卡特曾在回忆录中说：“当人们认识到坦率地表示反对不会有结果时，诚实和勇敢的人是可以被弄得沉默无言的。那些胆怯和地位不安全的人，是可以被威胁住的。一些狡诈的人可以勾结在一起，取得和瓜分职位。他们可以易如反掌地把一些通常看起来可敬，然而为了头衔和地位可以与之合作的官员，选举上去。陪审团名单，选民名单，都是可以被人控制的。……那些受到贪官污吏威胁的人，并不一定喜欢受人威胁。如果给予他们某种领导的机会，他们愿意站起来，站在正派的一边，站在诚实的政治和政府一边。” ^[4]在中国目前流行的电话和网络诈骗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利用了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权威机构的威望来实现诈骗。(www.daowen.com)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欺骗和说谎的数量还与人们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财富有关。对于拥有权力和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任何真实的表达和公开的行为都面临着权力和财富的暴露，甚至牵涉到家人的生命安全。在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的威胁下，达官显贵总是慎言慎行，依靠欺骗和说谎来进行伪装和掩饰。有证据表明，说谎的用词选择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定的。在偶像崇拜的时代，影视明星多掩盖自己的婚姻历史，利用自己迷人的笑脸和美妙的身段来欺骗更多的少男少女。这样，随着权力的增大、官位的提升、地位的攀升和财富的增多，人们进行欺骗和说谎的动机就越强烈。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财富，地位也很低下，反倒解脱了欺骗和说谎的包袱。在流动性较小的社会中，“邻居和同等地位的人对他们的好口碑”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巨大资源。而且，每个人都渴望受到别人的高度尊重，而诚实是普通人获得尊重和信任的主要源泉。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和个人拥有资源的增加，社会规模的扩大，诚实的重要性就不断下降，以至于熊彼特说，“不诚实是人类所有特点中最富人性的特点”。

在农村，人口是固定的，长时期的信息积累和居民群体形成的严厉惩罚压力，都使农村发生欺诈的事件不多。随着农村的定居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人口的过渡，产品质量问题、欺诈问题变得越来越多，因为距离、信息不对称性和信息积累问题都是伴随人口流动和规模增大而来的。由于劣质商品的收入弹性问题，富裕的人很少购买劣质商品或者被欺诈，穷人因为收入不足只能购买劣质商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还说，富人的高收入使他们有能力和时间收集更多的商品信息，识破欺诈骗局。这样，有毒食品、有毒环境、被欺诈的其他物品不成比例地落到穷人头上。

没有巨额投资的资产损失和信用损失的忧虑，测量成本高昂带来被发现或者惩罚的概率很小，政府进行法律追究的可能性更低，这些都会推动个人欺诈在城市的陡然增加。尤其是在小商人居多和流动性较大的地方，大量的欺诈会导致警察力量不足和处罚不严重。这意味着，在过度竞争的条件下，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政府打击商业欺诈的成本比较高，商业欺诈可能非常普遍。当企业规模增大时，企业打击商业欺诈的监管成本会降低，也促使商业欺诈减少。这不仅是因为企业巨额的投资和大量资产信用都具有专用性的问题，即欺诈的资产损失率较高，而且因为大企业的产品众多，购买者人数和势力集团众多，劣质产品被发现的概率和被惩罚的概率较大，还因为政府会根据企业的损失额和社会成本最小化来增强监管的力度。但是，大企业并非不进行欺诈或者巧取豪夺，而是因为在政策层面或者法律层面获得的价格优势、垄断权或者市场优势可能超过欺诈所获取的收益。

这样，在一个社会中，当诚实的成本不断上升，谎言和欺骗的代价不断下降，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谎言和欺骗满天飞，诚实遍地难寻。政府管制越严，道德卫士越多的社会，诚实的代价也就越高，谎言也就越可能滋生。只有在自由、无拘无束的环境中，诚实才最容易生根发芽，甚至遍地开花。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的辨别能力的增强，信息不对称性的降低，谎言和欺骗也会受到限制。

面对欺骗和谎言受到交易成本、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欲望构建的制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谎言和欺骗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和经济损失的增加。盛洪认为，“欺骗就是让被欺骗的人付出的成本多于应该付出的，或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获得的。被骗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经济损失，而且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损失”。因为欺骗将资源转移到分配性的斗争中，减少了欺骗者的生产性投入，增加了被欺骗者的非生产性的投入。

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生产性投入的减少，必然会减少社会财富的生产。伴随着财富总量的减少，欺骗也会减少交换的频率和社会交流的需求，抑制信息的自由流动，增加信息鉴别的成本。在欺骗带来的交易成本急剧上升的社会中，信守承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人们不再进行远期交易或者期货交易，人们最多相信现金交易或者易货交易。由于缺乏信任，优质产品可能被评为劣质产品，或者如阿克罗夫所说的“柠檬”产品。卖方就会降低产品的质量，买方就会进一步降低产品的评价。这种螺旋式的互不信任，最终将市场交换瓦解。社会的信任机制就会崩溃，社会群体被分割，人们的生活圈子进一步缩小，人类也就会退回到原始部落甚至穴居的时代。

但是，没有欺骗和谎言，人类的生活是否会更好呢？显然不是。古罗马诗人朱文纳尔曾说：“诚实被称颂但也带来饥饿。”在没有谎言和欺骗的社会中，爱情、诗歌、戏剧、小说、神话、传说都将不存在，理想、幻想、梦想、宗教也将失去光辉，人们追求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掠夺。没有了谎言和欺骗，钻戒将消失，迷人的笑容很难看到，人们所面对的都是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短促。没有了谎言和欺骗，理性将消失，智慧将退化，人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本能地生活。爱尔兰《圣经》注释学家巴莱克曾说，幸福的生活存在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

看来，诚实并非都是美德，谎言和欺骗并非都是罪恶。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其实是诚实与谎言和欺骗的混合。尽管亚当·斯密认为，诚实是普通人最好的策略，但是，普通人最好还需要对生活抱有一份理想和幻想。这样的生活才富有朝气与活力。尽管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会创造诚实，但是，确保交易的诚实还需要制度机制的设计、适合个人天性的教育培养和强化社会信息的流动性。由于说谎和欺骗更接近于人的本能，诚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景上的偶然，因此，各个社会都将诚实当作一种社会整合和稳定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