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老人的事在各国都时有发生，有的人甚至假借体检来骗卖父母的肾脏。印度议会在2007年颁布了《老年人法案》，要求子女必须善待父母，否则处以罚款、刑罚或者监禁。在面对有的子女虐待父母或者长辈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伦理学会，在2008年2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颁奖盛典”活动，冀图演艺明星的知名度能呼唤传统孝道美德的传承。谭晶、李双江、陈好、王文杰、斯琴高娃、张建国、金巧巧、陈小春、吕丽萍、于文华获得了殊荣。谭晶在父母结婚三十年时补拍了一套婚纱照，李双江演唱了《再见吧，妈妈》，斯琴高娃与母亲演唱了《草原之歌》，陈小春演唱了《妈妈的话》。2009年9月，天津市举办了“首届天津市孝亲敬老模范家庭”评选活动，要求“家庭子女孝敬老人，老人在家庭中能得到细心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家庭关系温馨和睦。老人住房、婚姻、财产等合法权益有充分的保障，人格受到充分的尊重。家庭人口数在4人以上，老人的生活水平要优于家庭其他成员。家庭孝亲敬老模范事迹突出、感人，并得到邻里的认可和好评，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尊老敬老的美德一时在中华大地弘扬起来。

可是，有的人却把尊老敬老的美德，等同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孝道思想，认为一个人只要孝顺父母与老人就是一好百好，从而可以用道德评价来取代社会的实际贡献和拼搏精神。比如，中国政协委员李宝库在2007年9月23日厦门大学作了“中华孝道与和谐社会”的学术演讲，“考察干部也要看是不是孝子，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坏，也坏不到哪去；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好，也好不到哪去。……一个不仅要在家里孝顺，在社会上也应该是守规矩、有作为的人，让家里的父母过得安心、舒心，这才是真孝”（《老年报》2007年9月26日）。这句话是《论语·学而第一》中一句话的翻版：“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可是李宝库委员忘记了，咱们的共和国开创者们都是革命家，但他们也非常孝顺父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的大部分士兵，我相信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但他们却屠杀了上千万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人相信，所有的黑帮老大都是不孝顺父母的人。因为孝顺父母的亲情与社会的人际关系根本是两类不同的人际关系。

中国有讲究孝顺的传统，先秦有鲁孝公、晋孝侯、秦孝公、赵孝成王、燕孝王，汉代皇帝死后都以“孝”为谥号。在儒家的《孝经》看来，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乃“父子之道，天性也”。 既然孝顺是出自人的“天性”，也就“百善孝为先”，“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章》）。《礼记·祭义》甚至认为，所有道德的缺陷都可以追溯到孝心的不足。“居处不应，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永，非孝也。”孝顺有这么多的社会好处，难怪我们的先辈们牢牢抓住孝道思想不放了。

汉朝以孝治天下，把忠与孝首先捆绑在一起。“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把孝道无限地扩大到君臣、师徒关系上，皇帝的统治就名正言顺了。东汉实行“举孝廉”的政策，每二十万人口举一人当官。对于父母的过错，《礼记·内则》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效；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努，起敬起效。”西汉宣帝甚至利用法律保护子女包庇父亲的过错行为。“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父，孙匿大父母，皆勿坐。”相反，不为父母隐瞒过错，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西汉衡山王太子告父不孝，弃市。在《汉书》中到处都充满了为父母报仇杀人得到减刑或者免刑的事例。既然父母的过错都得到法律的保护，皇帝的过错就自然不是问题了。在孝道思想中，皇帝永远正确的思想就逐步建立起来了，因为指出皇帝错误的想法是要杀头的。难怪，中国历代的谏官很少有得好死的。

其实，孝顺并非出自人的本性。人类学的大量研究表明，父子之道是人类社会很晚才出现的，更多的是一种父权的产物，孝道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老子看到了这一点，说：“六亲不和，有慈孝；绝仁弃义，民复慈孝”。在一定程度上说，传统的孝顺，往往是出于感激之情，是知恩图报在父子关系中的延伸。《孝经·圣治章》说，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郑玄说：“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守孝三年或者遵从父之道三年，都是因为父母有三年的哺育之恩。明恩溥说，中国人孝顺的动机完全是由恐惧感和自私造成的，因为“种树得荫，养儿防老”，“眼前没有尿床囝，将来坟前没有纸”。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载了许多孝子的事迹，如“曾友子”、“杜少雷”等。所以，李霁野说：“这儿女尽孝道简直是放债讨债，哪里谈得上什么天伦之乐。当作应尽的义务，孝是没有许多人实行的；就是实行的少数人，也往往不真不深，敷衍敷衍面子。”这句话，可以说看清了传统孝道的真实本质。在《儒林外史》中就有匡超人那样的伪君子存在。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父母子女之间的天赋感情是建立在社会行为互动基础之上的。按照罗素的见解，抚养孩子或者照顾孩子的事实，会逐渐培养出一种父母疼爱子女的普遍倾向或者父母对子女的普遍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在男人所喜爱女人的孩子中会不断增加。可以说，父亲对子女的照顾在人类早期更多的是一种无私精神或者本能的慈爱。儒家思想把父亲与子女单向度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双向的关系，父慈子孝发展为父亲与子女的主仆关系，把孝顺演变为忠诚和绝对的服从。罗素认为，在父权社会中，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建立在爱好权力之心和生命延续的欲望基础之上。这种情感的建立是以关注妻子的道德为代价，以便保证孩子的合法性和生命的延续。男人对妻子贞洁的要求，或者说女人的自由放荡行为的丧失，只能出现在父权社会，因为婚姻外的性行为都是罪恶的，要受到惩罚的。结果，女人在生理上及后来在精神上都处于隶属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子女和妻子的从属地位基础上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表现，脱离了情感和本能的因素。父权的维持在于无休止的祖先崇拜以及父亲对子女生杀予夺的权威。

这样，追求孝道的社会，必然是牺牲纯洁爱情和子女天然情感的社会。君权社会也就是模仿家庭的父权社会建立起来的，所以儒家学说中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忠君思想与孝道思想相提并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早期儒家借助君权与父权的类比，建立起了一个类似家庭专制体系的社会专制体系，孟子也从本能或者偶然的冲动来建立仁政的社会专制体系，可以说是同根的。因此，传统孝道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子女对父母和长辈产生普遍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责任感，以便在衰老过程中仍然获得幸福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支柱，让老年人在土地上生活得更长久些。孝道的本质是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和女儿对父母婚前的服从及婚后对生理父母的关系割断，以及媳妇对公婆的绝对服从。有了这种绝对的责任感，年长者就可以获得完备的绝对支配权，也可以对自己的行为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孝道使老年弱者获得了权威，使社会强权者获得了锋利的宝剑。

在孝道思想的遮阳伞下，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幕幕压迫子女和妻子、歧视女性、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罪恶勾当。鲁迅在《二十四孝图》谈到，“怀橘遗亲”故事中的陆绩，以孝顺父母的名义偷窃橘子；在“为母埋儿”的故事中，郭巨为了母亲吃得更好干脆打算把儿子活埋了。二十四孝图中的“卧冰求鲤”、“饱喂蚊虫”，就是道学家宣传的荒谬的孝行，把真实的情感隐藏，要求追求虚伪的社会功利性的孝道。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中，大人先生们可以名正言顺借“无后”休妻、纳妾，享受三妻四妾的一夫多妻制。孝道的目的是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导致了社会的早婚与人口泛滥，也是一夫多妻制度和纳妾制度的渊源。有人说，中国贫困的根源是崇拜祖先带来的孝顺之道，因为“父母在，不远游”，都守着父母哪里有心思去做生意、开拓进取。在这种老年人思维的社会中，个人的天性遭到严重压抑，年轻人的思想被禁锢、驯服，社会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www.daowen.com)

王蒙曾在一篇题为《孝子》的杂文中，对不合时宜的孝道极尽讽刺之能事。“孝国”的申极孝有五个儿子：大孝、至孝、忠孝、哀孝、苦孝。五个孝子的孝道程度，“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为了给申极孝过四十大寿，五位孝子大献殷勤，买来了人参蜂王精、胎盘素、西洋参、麝香、天麻、地黄、按摩椅、健身器材、中医营养食谱，包下了海滨疗养院、西餐食堂，请来了美女按摩师。结果，申极孝在儿子的孝道横行中，“在四十七岁上卧床不起了”。孝子们见状，立即请来了美国医生，把申极孝的所有器官都用现代医疗设备穿刺了一遍，天天祈祷，割股剜肉给父亲吃。五孝俱尽，申极孝也一命呜呼，并告诫后人“莫叫我老儿再落入孝子之手也”。姑且不论孝子让老父命丧黄泉，但是为了孝道，就请来了一切牛鬼蛇神，迷信、贪污、崇洋媚外、沽名钓誉、蔑视生命也名列其中。更有甚者，利用孝道牟利。孝心经济在母亲节前急剧膨胀，许多商场和花店都打出“恩深似海”、“母爱无边”的优惠招牌，把内心的情感转变为物质享受。有的旅行社也做起了孝顺的生意，只要交足钱，就能帮助爸爸妈妈组织“爸妈之旅”的豪华旅游，以便让公司替“儿女尽一份孝心，完成他们的心愿”！有些官员，利用孝敬父母的机会，紧紧抓住父母过生日或者丧事，摆各种排场，豪华轿车大聚会，收受礼物几十万上百万，把孝道当作敛财的幌子。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喊“万恶孝为首”。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铁梁认为，“孝文化”尊崇都应该是敬老爱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阖家团圆、亲善为道的儒家核心伦理价值观。我们不希望孝道的社会泛化，并不是主张家庭不注重孝道思想的传承，因为社会仍有孝道的需求。黄坚厚在2006年的《现代生活中孝的实践》一文中对687位初中生、311位高中生和198位大专生的调查后发现，95%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行孝“仍然有些必要”和“仍然十分必要”，71%的被调查者认为行孝“没有困难”或“略有困难，但无多大妨碍”。在以10分为标准的行孝自我评价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给自己打了6.75分到7.25分之间。这与1982年对282位初中生、213位高中生和162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相类似。

尽管现代的青少年仍然实行一定程度的孝道，但杨国枢在2006年的《中国人孝道的概念分析》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孝道与现代的孝道存在根本差别。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和人口流动较少基础上的，大量的孝道行为都混入了功利的思想，忽视了真实的情感需求。俞平伯说：“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间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

现代社会的孝道是建立在工商业活动和人口大量流动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近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逐步建立以个人为中心取代传统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人类的目光从氏族和家庭事业不朽的追求中转向个人在社会中追求事业。远离家庭的长期教育，子女因职业关系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天赋情感的紧密联系。诚如斯密说，“要使他们能够成为孝敬父母的孩子，成为对兄弟姐妹们亲切厚道和富有感情的人，就必须在你自己的家庭中教育他们”，或者防止家庭后代“为利益或爱好所驱使而散居各地”。由于现代个人事业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个人的专业技能和身心素质，追求较好的工作和报酬需要不断地变化工作类别和地点，因此，个人也就从家乡中分离出来并不断游动，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成为社会评价的中心。离婚的方兴未艾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功能，传统孝道的基础逐渐被瓦解。传统家庭的式微也就削弱了传统孝道的品评人物的功能。看来，不了解时代的变化，对传统的东西不加分析，是一种错误的源泉。

因此，现代社会的孝道与传统社会的孝道建立的基础和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传统孝道总是局限于父母的晚年安享，培养的是血缘的私心，推却的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在《论语》中，讲慈的地方比讲孝的地方多，后来就专讲孝而不讲慈了。孝是情感回赠的说法，只能让我们回到古代。要想回到孝道的传统，必然要回到家庭紧密结合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传统农业社会中。

在现代社中，女儿在婚后更多地与生理上的父母保持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而与婚后的公婆关系较为疏远；儿子也在婚后与生理上的父母关系较为疏远，反而因为妻子的联系而与姻亲父母保持更多的关系。这种孝道是自然的，不需要有意识的宣传或者与官位挂钩。俞平伯建议，要行孝道，最好的是父母要尽“慈道”，教育子女成人，更多地造福于社会与后代。因此，父母之道，儿女成年前要积极地帮助和教育，在儿女成年后要消极地不妨碍子女的发展和奋斗。

社会环境变化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重男轻女”的早婚早育的孝道观也随风而去了。封建时代的家庭伦理本位让位于现代的个人与企业伦理本位了。尽管过去的孝道观不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我们还是还原父母子女关系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在《论语》第二章，孔子对孝的解释是“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要尊敬父母，不能把父母当作猪狗来养。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孔子看来，孝顺是养老和敬老的意思。现在有的人走过了头，以为不讲孝道，就可以骑在父母头上拉屎拉尿。现代的年轻人为了结婚，往往把父母赶出刚装修的新家，让父母出去租房子过日子，父母过去的劳动成果转眼之间就为子女所霸占。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孝道，就是要那些无视父母权利的人尊重父母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把孝道当作某些人高升的门神。

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外表，自己的环境与温度，自己的欢乐与痛苦，自己的任务和生命赋予的意义。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牺牲和痛苦的基础上，这不是我们时代的道德要求。传统孝道是让年轻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以赎回父母养育的“付出”，高龄的人也因此生活在已逝的岁月中，像牛反刍那样不断的回味沉浸长年累月咀嚼的汁液。牢牢地把不同生命光彩的人捆绑在一起，那必定是很劳累的人生，拖累的不仅仅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在“传统”孝道中，人们追忆的不是往昔的欢乐、形象和面容，充满生气的目光，而是月光下的凄凉、生活的影子、路途的艰辛，时时充满愤怒的怨声载道。看不到宽厚的仁慈，静心养性的闲适，生活中总是笼罩着忧伤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