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说，我们中国人是在灾难里讨生活的，所以，我们知恩图报。周友斌在《好人》一文中说：“感恩，就是对世间所有给予自己帮助的人和物表示感激，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惠的赤子萦绕心间的情感。懂得感恩，是为了将无以为报的点滴铭记于心而不致忘形；懂得感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心灵而不致麻木。”在世风急转的时代，见着满地乱爬的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吃里扒外、落井下石的数不清的芸芸众生，有的人从传统的“知恩图报”那里看到了问题破解的曙光。近年来，不少的慈善行为都提出受施者要知恩图报。一些慈善基金甚至要求，接受捐助的学生签署一份“道德协议”，保证以后“回报社会”，或者偿还奖学金，或者帮助其他学生，防止受助者出现“忘恩负义”的情形。人们在争论，这种带有“定向培养”味道的强制性道德协议，是有助于培养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是更多地对学生的尊严造成损害？

西方历来比较注重知恩图报的行为。西塞罗说过：“没有一种义务比回报他人之善更不可或缺的了。”因为“人皆不能信赖已忘人之恩者”。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从交换行为出发，认为知恩图报可以增强社会的平衡与团结，增加施助行为。

其实，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一直非常注重知恩图报的传承，知恩图报不是舶来品。“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就是儒家宣扬的最普遍的知恩图报行为。《礼记·礼运》有“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诗·大雅》赞成“无德不报”；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西汉刘向在《说苑》卷六《复恩》中说，“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上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事，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以死复之。……夫臣报复君之恩，而尚营其私斗。夫祸乱之原也，皆由不报恩生矣”；“唯贤者为能报恩，不孝者不能”，“夫禽兽昆虫有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宋朝司马光也在《适书》中说：“受人恩而不忍负者，其为子必孝，为臣必忠。”朱熹的《治家格言》也有“施惠勿念，受恩莫忘”的句子。宋朝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对不知恩图报的人抱怨道：“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计省；而有所惠于人，虽微物亦历历在心。”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中的说法，“一个不能报答恩惠的人被指责为忘恩负义的小人。这种指责本身表明回报是人们所期望的，并且，它作为一种社会制裁，使个体不要忘记他们对伙伴的义务”。^[3]这样，报恩就与名利忠孝之类的实际利益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如不知恩图报，则必是禽兽不如的东西。所以台湾学者文崇一在《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一文中研究了古代的知恩图报行为后说：“恩惠不论大小，回报是必须的；回报的方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但价值不应低于所受之恩惠；实际回报的条件越优厚，则越受到赞扬；报恩是一种与名利道德攸关的行为，从社会规范而言，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强迫式的行为，来而不往，非礼也。很明显地，这是一种有条件的交换行为，虽然没有明白地把条件提出来。”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甚至实际利益的重压下，凡是接受过他人的一饭之德、惠、赠与、招待、救济或者救命的行为，都算作一种恩惠，受恩者就必须涌泉舍命相报。俗语说：“人情大似债，头顶锅盖卖。”蒙田说：“欠情乃是残酷的绞刑。”汉朝张苍是这样报答王陵的救命之恩的，“苍德王陵，及贵，常父事陵，陵死，苍为丞相，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韩信因在一老妪家吃过一次饭，当为楚王时，“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荆轲报燕王，陈平报魏无知推荐之功，南朝宋高祖报王密还债之恩等，也是“知恩图报”的典型。

“漆身吞炭”的成语，就讲了一个因知恩图报而仇恨变态的故事。春秋末年晋国大夫智伯被赵襄王杀死，其家臣豫让发誓要杀死赵襄王报仇。一次，豫让潜入赵府行刺被捉，赵襄王为他知恩图报、以死效忠的精神所感动，释放了豫让。为了不让赵襄王再次认出自己，豫让决定毁容和变音，找些生炭涂在脸上，烧毁了皮肉，生吞火炭，烧伤了嗓子，走在路上连自己的妻子都没有认出自己。豫让非常高兴自己的变形之术，决定再次行刺。不料被赵襄王再次捉住，决定杀他。在临行前，豫让知赵襄王敬重他的义士行为，便请求道：“如果你能脱下袍子让我刺几剑，了却我为主人报仇的心愿，死也瞑目。”赵襄王大度地脱下袍子，叫他刺了几剑，然后豫让就横剑自刎。我们看出，豫让的知恩图报，不过是儒家传统的“愚忠”行为的另一面镜子而已，忘却的是赵襄王的宽宏大量和对人格的尊重。

清代经学大师俞樾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了一个“卖糕得妻”的故事。一八七六年，河北省一对农民夫妇携带妹妹到天津行乞，夫妇俩买了一块切糕分着吃了，妹妹在饥饿难耐中只好落泪。到天黑时，卖切糕的人送给妹妹一块切糕以解饥饿。当哥嫂催着妹妹继续赶路时，妹妹对哥嫂说：“前途茫茫，行将安住？往而无食，亦无生理。吾受此人一饱之恩，不如从彼去，免为兄嫂累也。”这位“萍水相逢，遂成伉俪”的姑娘，真是做到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和“一饭之恩，千金以报”的中国传统美德。

社会中最大的恩，不外是“师恩”、“提拔之恩”、“救命之恩”。在师恩中，西方讲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有些人看来，这不过是背叛师恩一个借口，因为真理是抽象的，而吾师确是具体的，报师恩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追求真理和科学精神就让位于情感或者利益了。谢泳在一篇《不骂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文章中说，应善待帮助过你的人，尽你所能为他做事（沉默也是帮助），特别是“恩人”成为众矢之的而你自己又面对强大的外在压力时。当周作人被当作汉奸后，最关心他的是作家废名——周作人的学生。这被当作知恩图报的一个美谈。其实，这不是孔子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是老子的“以德报怨”。民族大义与私人恩惠不分，还谈什么美德。当然，特殊时期造就特殊的人才，作为汉奸的周作人与作为文学家的周作人应该区分开来。在特殊历史时期结束后，我们至少应该以人道的态度宽容那些曾经站在民族对立面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超出了知恩图报的范围。

文崇一从中国历史典籍中找出四十五个施恩和报恩的行为，三十个官吏和十五个平民是施恩者，三十五个官吏和十个平民是报恩者。这四十五个施恩行为的方式包括二十三次生活救济、十次挽救生命、十次照顾失业、三次赠送女子、两次抚养和一次感德。报恩的方式包括挽救生命十次、厚赠十四次、举官升官十次、养育五次、效死三次、免责三次。施恩与报恩方式完全相同的占十三次，两者不同的有三十二次。可见，中国的史书也非常看重报恩的行为。

看到施恩有如此保障的高额回报，有些人做起了施恩的投机把戏，或者在他人危难之时施恩，或者制造灾难让他人危难施恩，或者把正常的职业关系转变为施恩与报恩的行为，或者把施恩当作作恶的护身符。这种用金钱收买或者意图收买的施恩行为，不过是从中渔利罢了。《册府元龟》就看到了报赏行为泛化的这种利益追求现象：“乃有感宽宥之惠，则争其死所；蒙推荐之私，则让彼封爵；或施之甚薄，而报之甚厚；或拔于困辱，而事于荣达。”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一位吕母的儿子因为犯小罪为县令所杀。为报仇，吕母散尽家财而衰败，众人设法偿还她，吕母哭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可哀之乎？”

这种预谋已久的施恩行为好像很多。美国有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妇女利用收养孤儿和无家可归妇女的社会美德来从事犯罪活动的事迹。这位妇女培训被收养的孤儿到各种商场去偷窃食物、服装、金银首饰，并采用暴力行为教导这些小孩要“知恩图报”——以偷窃或者抢劫的方式来回报他们没有流落街头的厄运。当大量的犯罪事实被报告给当地警察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位社会的慈善家会利用“知恩图报”的方式进行长达几十年的犯罪活动。近年来，我国的个别不法之徒看到施恩的巨大收益，也利用慈善行为来获得社会赞誉的美名和掩盖罪恶勾当。攫取上海社会保险资金高达32亿元的张荣坤，就是依靠多次捐款高达3000万元的慈善与公益活动，获得了上海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工商联副会长、全国青年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进而与上海社会保险局局长和上海市市长等人拉上关系，利用行善来“作恶”，攫取社会保险资金。(www.daowen.com)

日本也往往利用知恩图报的方式来回报那些为日本人服务的外国人，培养国外的买办阶级。在美国官员离职后，日本以签订咨询合同、从事院外集团活动、写报告或者作讲演的方式回赠“礼品”，表现出深谙“分期补偿”的远期交易方式的现代金融精髓。最有名的友谊礼品是1989年里根的日本之行的演说，在作了20分钟的演讲和几个场合的抛头露面后，里根就得到了200万美元的酬金。一位日本政治家对此这样说：“里根总统保护日本免受国会里保护主义者的批评，而且允许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市场。日本人都喜欢他，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非常感激他为我们国家所作的一切。”

鉴于此，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要尽量避免他人的刻意的施恩，以免落入他人设计的圈套。于是，“人情紧过债”、“赖债不如赖人情，赖了人情难做人”、“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不可欠人人情”，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格言。史今臣在《愿体集》中说道：“不望报而施，圣贤之盛德，君子存以济世。若望报而后施，无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于我，遂笑不可忘也。”张扬园《训子语》有“德不可轻受于人”。《袁氏世范》曰：“居乡及在旅，不敢轻受人之恩，方吾未达时，受人之恩，每见其人，常怀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荣达之后，遍报则有所不及。不报，则为亏义。前辈见人仕宦，而广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则难以立朝’，宜详味此。”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请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钩饵耳。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之惠，情愿人占我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是不可中年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才，切记！切记！”俗语曰：“吃人一口，报人一斗。”所以有人说：“一旦人情示之于人，则即使最初之债已经偿付，其情谊之结永续不断。”知恩图报的害处可见一斑。

一旦施恩者把“知恩图报”的偶然、无意识行为转变为有意识的封闭式交换行为，或者当作一种关系借贷和融资的行为，知恩图报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那些把“施恩”的慈善行为当作牟取私利的广告行为，或者把正常的职业关系演变为牟利的道德关系，培育的是一种道德风险，蕴含着利用道德的幌子谋私利的动机。在“知恩图报”的幌子下，一切行为都成了功利主义的，不能给予“回报”但急需帮助的人便失去了得到救助的机会，社会的冷漠性格由此而生。有的人说，讲求知恩图报的社会，是一个冷漠，有时是灭绝人性的社会，因为人们的同情心在知恩图报的侵蚀下磨灭殆尽。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对孟子的同情心学说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评析道：“这其中既然并无宗教性的同情动机来加以折中，可见的此种（慈善）情怀未必特别地发达，尽管伦理学说（孟子）对于同情心的社会价值大加赞赏。无论如何，同情心并没有在儒教的温床上大大地发展起来。即使是提倡兼爱的（异端）代表人物（例如墨翟），本质上也仅是就功利的立场来看待同情心。”没有同情心，基本的人道尊重就很难涌现，难怪中国古代的各种戏剧小说都充满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无限感慨。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把“施恩拒报”的行为称为超越道德的高尚行为，其意义就非比寻常了。

如果他人是有意识的帮助自己，那么，索取回报之心本身就是一种投机，是一种阴谋，是利用他人的身陷泥潭获得巨额报酬设下的陷阱，你也没有必要去回报什么，更需要增添一份警惕之心。有时，许多人把职业中的义务当作权力使用，遍地制造所谓的“恩”来获利。医院就走在“知恩图报”的前沿，红包满地飞，或者医生乱开昂贵的药方，或者进行各种收取昂贵费用的检查，因为命捏在医生手里。更有甚者，上海某家医院以周末休息为由拒绝为产妇剖腹产，导致新生男婴因缺血缺氧死亡，医院因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判赔7万余元。现代的许多社会达人，也学会了“清官骑痩马”的“知恩图报”绝招，在官位上为他人牟利，离职后收受钱物。深圳市南山区前审判员杨某，在离职后三年，于2007年8月3日被深圳市检查机构以受贿罪被捕和起诉。尽管深圳市南山区的龙煤集团七台河东风煤矿在2005年发生大爆炸，死亡171人，但是厂长马金龙等11名事故责任人一直逍遥法外两年多，因为他们有审判员“知恩图报”的庇护。把职业也当作知恩图报的手段，得到的教训是何其悲惨！

李白说：“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万物兴衰皆自然。”如果是无心的帮助，他人并非求助于回报，我们只要知道社会中存在帮助的时刻、需要温情的地方，多伸出我们援助之手，社会就会变得更加温暖。2007年，湖南电视台播放了黄小勇与黄舸“知恩图报”的事迹。黄舸在八岁时就被医生诊断患上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不良”的不治之症，最多能活到18岁。当一岁时父母离异后，黄舸一直由父亲黄小勇一人照顾，邻居也不断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得知黄舸的疾病后，远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好心人在随后的八年中送上了自己的一份爱心，捐款给黄舸治病。为了铭记那些不知音容笑貌的好心人，黄小勇和黄舸父子把每位恩人的姓名和电话都记在一个“恩人笔记”上。当2003年黄舸15岁时，黄小勇突然感觉到儿子离去的时日已不多了。为了报答那些曾经在困难中帮助自己的人，黄小勇用一辆三轮车，载着半身知觉麻木的儿子开始了查访恩人的旅程，希望在儿子有生之年当面对恩人道一声“谢谢”。在随后的三年中，黄氏父子骑着三轮车，冒着风雨与酷暑，翻越高山与低谷，在全国行程13000公里，足迹踏遍祖国的87座大中城市。他们本着“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失败”的精神，以一份真诚的情感，谱写着人间那一份至诚的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恩图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知恩图报”。那些在危难之处显身手的良知者，也在冷漠的世界中得到心灵上的慰藉，亲眼目睹爱心在心灵深处的成长和传递。

在美国，也有的人把“施恩”作为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工作的动力。美国纽约大都市博物馆的一名职员，从事布料收藏达37年，生活清贫，从不去餐馆吃饭，走路上班，在退休后向曼哈顿的亚洲文化委员会捐款100万美元。1995年，一位老年洗衣妇也向南密西西比大学捐款15万美元，令人惊讶不已。据推算，在2000年每一美元的慈善捐款中，捐款人因此收入水平提高3.75美元，因为捐款的高期望促使个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更加成功。记得少年罗曼·罗兰在精神困惑与迷茫时，托尔斯泰的一封回信是如何深深地感动了罗曼·罗兰。借着这种精神，每逢少年人给他写信，罗曼·罗兰几十年来都用一种慈爱诚挚的心亲笔回信。这种“不勉强的善事就比如春天的薰风，它一路来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徐志摩语），这种“知恩图报”，是最纯洁的、最高尚的人类互爱精神的时代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总需要那一把温暖的钥匙去开启和传递。

施舍的前提是，接受施舍的人是偶然的、无意识的贫穷行为。一旦受助者改变策略，把施舍作为一种职业进行敛财活动，这将会助长不劳而获的恶德，造成这部分人的依赖心理。在大学附近，时常出现乞丐乞讨的现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乞讨的总是那几个人。有的职业乞丐据说成为了百万富翁，每天雇佣着数不清的小乞丐帮助他们乞讨，几乎榨干了世人的那么一点点同情心。柯云路这样评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认为知恩图报的小金鱼是造成社会贪欲无限上升的悲剧根源。他说：“造成悲剧的不是渔夫的妻子，而恰恰是知恩图报的小金鱼。一个人对生活的满足感或不满足感不是和拥有物质多少成正比，而是与现实同理想之间的差距有关。两者差距越大就越不满足，而缩小两者的可能性越大也越不满足。小金鱼是整个悲剧的制造者，而不是知恩图报的可爱的孩子。每次给予都让渔夫夫妇一步步走向贪婪的深渊，而最后执行惩罚的正是好心的金鱼自己。他是在抑善扬恶，玩弄无知善良之人（尽管有些贪心和懦弱的小缺点）于股掌之间，最后把他们一棍子打到初始状态，让他们为自己的‘贪心’而懊悔终生，却不知其故。”

我们不必刻意去挑选出那份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恩惠，因为我们从社会中获取了无穷尽的恩惠，柴米油盐酱醋，衣食住行，都是他人给我们提供的。我们“知恩图报”的最好办法，小则言之，就是在各行各业具有敬业精神；大则言之，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个人在道义上应该关心、帮助他人，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为那么吝啬，把一切都限制在交易报酬、投机范围内。对于被帮助的人来说，也不要过于牵挂，因为在劳动分工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帮助他人，区别只是有的帮助不易察觉，有的帮助比较显著罢了。如是，我们就成为有道德有修养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