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张的时代，人们努力寻找经济学的最终边界，看一看哪些行为和现象是经济学家所不能分析的。冲动似乎是其中之一。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在《动物精神》一书中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并未考虑到人们受非经济动机的支配，而且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误导的程度”所带来的“动物精神”或者冲动。所谓冲动，就是行为的无意识的急剧爆发。按照英国19世纪的学者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说法，“所有狂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们不能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所导致的结果。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想要致富的愿望，但在相当程度上也起因于对行动本身的热爱”。在冲动中，人们可以干出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吵架、谋杀、暴力殴打、购买、投机等行为，很大一部分都是冲动所为。世界卫生组织在2013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全球35%的女性深受伴侣实施的身体暴力、伴侣与非伴侣实施的性暴力的伤害。

韩国经济学家李正典在《颠覆经济学》中说：“从大脑的构造上看，人们习惯于靠直觉或情绪行动，而非先思后行。因此，不仅犯罪行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也都属于机械性行为或即兴行为。据犯罪学家分析，大多数犯人会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下，实施冲动性犯罪。”如果冲动是非理性的，那么，经济学前进的步伐就会受到阻碍。

对于冲动是什么，经济学家说不出什么新的内容。犹如不谈偏好的内容而谈偏好的结构一样，经济学家对冲动的内容也不会谈什么，不管这种冲动是暴怒、骂街、打人抑或谋财害命。但是，对于冲动的运动规律，经济学家却有话要说。尽管冲动的时刻可能是非理性或者无意识的，但是，冲动的形成可能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个理性过程意味着，冲动的行为会受到冲动的收益和冲动的成本的制约。历史学家许倬云说：“我至少常常想到，一己的情感冲动难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怒时，可能以言辞伤人；自己怨时，可能不接受别人的善意；自己有求而不得时，可能嫉恨别人。因为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我只要还有一丝理性，这一丝理性就会把我从激越的关口拉回来，叫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言词。这种在紧急关头的自我节制，往往可以在俄顷之后立刻反省。”

我们知道，很多犯罪分子都具有暴烈的性格，谋财害命或者强奸抢劫就是其劣迹斑斑的表现。我们也知道，不管多邪恶的犯罪分子，一旦被关进监狱，其温顺的性格就显露得多一些。所谓监狱，就是以暴力对付甚至制服暴力的地方。在监狱中，我们很少听到犯罪分子有过多暴力的冲动。之所以同一个人会存在监狱内的较少暴力冲动与社会上较多的暴力冲动的差别，主要是因为监狱内发生暴力冲动的结果可能是立即遭受严厉的处罚或者暴力打击。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监狱与社会之间的巨大交易成本差异，改变了暴力分子滋生暴力行为的频率。如果交易成本的差异不能改变暴力分子的冲动频率，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人类可能就是一块顽铁。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监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且所有的行为刺激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差异可以改变冲动的行为，提高犯罪的侦破率、增加犯罪的惩罚力度就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的犯罪率。美国经济学家列维特（Steven Levitt）在研究美国1970—1992年期间的犯罪率时发现，提高故意伤害罪的逮捕率会减少75%的故意伤害罪的发生，降低青少年犯罪20%的判罚率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增加了177%。

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交易费用的降低。在没有货币的时代，要买一块猪肉，也许需要200斤大白菜去交换。即使不考虑物物交换所带来的“需求双重巧合”的问题，单是运输200斤大白菜的运费或者精力耗损就成为购买猪肉的巨大交易成本。在这样的长途跋涉或者费心费力的交易中，消费者很少萌发冲动的买卖行为。毫不奇怪，在原始社会或者物物交换的社会，人们的购买欲望很低，只有富有的人群才能享受奢侈品的美妙。随着货币的出现，特别是纸币、支票、信用卡和电子支付的出现，人们的交易越来越便捷，但消费的冲动也会越来越强烈。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就是信用卡使用带来的消费过度和储蓄太少。与使用现金更能节省开支相比，使用信用卡购物时，消费者更易发生消费冲动，购买垃圾食品的比例更大，因为现金支付从心理上比信用卡支付更能增加心理痛苦。所以，当年纪大的人在超市或者农贸市场拿着大把的零钱购物时，数钱的痛苦会让他们购买物品更加理性和节俭。

在许多社会，官员总会在平民百姓面前表现出傲慢甚至不可一世的神气。这种神气“随着各个继承人的性情而改变，并且完全受制于每一个继承人的变化莫测的性情。它是凭感情冲动与偶然事件统治着的。它带着幼稚、老朽和昏聩等特征出现在人们面前；是一种要吃奶、要人牵着走或拄着拐杖走的玩意儿”（托马斯·潘恩语）。这种神气与道德无关，也与政治无关，但却与官员面临的交易成本有关。如果官员需要民众的选票或者大量的物质支持，官员在民众面前的傲慢冲动就会减少。相反，如果官员的傲慢冲动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被认为是一种优良的品德或者高尚人格的表现，那么，官员就会变本加厉地表现得非常专横。云南陆良中学的两位高中生，因为在2013年6月1日课间休息时“吹泡泡”和扔纸飞机，被学校当局处以开除的处分。这个冲动的处分决定来源于学校对学生长期操有教育决定权的惯例，而忽视了学生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教育的基本职责。由于学校的冲动性决定长期不受处罚，冲动性决定就在许多学校生根发芽。所幸的是，当地教育局撤销了开除学生的处分决定，但没有看到对冲动性决定的处罚。

不仅官员的冲动要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而且所有不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都会刺激冲动决策的出现。当上市公司的经理不需要对数百万元甚至数亿元决策失误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时，上市公司就可能会违背股东的利益而做出冲动的决策。当所有的存款都由政府无偿担保时，储蓄者就不会在意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誉，储蓄者和银行都会进行冲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在经济学中，这样的行为被冠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美名。其实，许多这样的决策都是冲动的决策。我们可以预计，在国营企业、上市公司、银行的决策不受制约的社会，冲动决策的频率是比较高的。(www.daowen.com)

家庭中的行为具有更多冲动的内容。人们在上班时，为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满足工作的要求，会更多有意识地去交流或者微笑。教师、医生、警察、空姐、餐饮服务员、律师、节目主持人，都是如此。但是，一旦下班，人们更多地表现出沉默寡言。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2年8月对2750人进行了网络调查。调查发现，83.1%的人都承认有“下班沉默症”，75.4%的人认为身边存在“下班沉默症”的人。身心疲劳甚至长时间工作需要休息是主要原因。近四成的人还认为，对同事和顾客冷漠的交易成本太大，但对亲朋好友的少言寡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而且，梁实秋在《男人》中还说：“男子多半自私。在外面受了闷气，回到家里来加倍地发作。”家庭暴力的频繁发生也许与家庭冲动的交易成本太低有关。在非洲、中东地区和东南亚，社会习俗和法律支持丈夫对妻子和子女的惩处权，结果造成这些地区的家庭暴力非常严重。

除了交易费用，偏好的强度也会影响冲动的发生频率。人人都有爱美之心。当化妆、美容美体、理发、衣服、首饰、挎包等精美的物品，伴随着魅力十足的明星出现时，人们都会增强对这些物品的偏好和购买的冲动。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明星美女广告才会发生效用。所以，商品与广告一同出售，就成了许多精明商人刺激人们冲动购买的锋锐利器。

不可忽视的是，冲动还与人们的认知能力有关。究其实质，冲动就是行为表现或者决策不按照规则而出现的随机行为。当神经系统的信号联系规则得以建立或者加强时，冲动行为就会减少。教育和学习是强化神经系统的联系规则的主要方式。接受教育越多的人，能很好地平衡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冲动的决策行为就会减少。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你能做到，在适当的场合，向正确的对象，在合适的时刻，使用恰当的方式，因为公正的理由而发脾气”，那么，这种理性的而非冲动的“发脾气就是值得赞扬的”。相反，接受教育越少的人，决策时冲动的频率会更高。据此可以推测，在教育水平越低的社会，群体决策时冲动的机会更多，投资冲动也就越多。当2013年4月黄金价格从每盎司1500美元大幅度下降到1300美元以下时，长期受困于高房价的“中国大妈们”凭一时的冲动，疯狂购买黄金300吨，最终被套牢。同样，中国股市的换手率是欧美国家股市的换手率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其根源在于信息的匮乏造成认知能力较低和决策的冲动。

这样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有很多冲动行为的表现，要么是冲动的收益很高，要么是冲动的交易费用过低。当一个人面临失去所有的东西时，他很难做出冲动的举动。父母暴打孩子、教师侮辱学生、官员欺侮平民的冲动之举，就是没有交易费用的制约在起作用。在一个冲动频繁的地方，我们只需要增加冲动的交易费用或者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就行了。弗洛伊德甚至认为，在缺乏制度规则的地方，冲动和理性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弗洛伊德说：“我们的表面的理性能力和道德不过是一桩欺骗。实际上，那不过是用另外的方法去追求那同样的黑暗而盲目力量的满足而已。位于道德和抽象的理想之下的诸力量与所谓的理性和传统的道德声称要诅咒、拒斥并反对的那些冲动是同一的。它们与后者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是迂回的、不诚实的，且有产生精神病的倾向。”^[2]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设立各种制度机制限制冲动行为的历史。婚姻、家庭、监狱、警察等机构，就是其中的代表。因此，冲动行为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制约。

[2012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