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动物都有本能和感觉，但只有人类才能进行理性地思考。思考就是大脑中的神经努力通过强有力的方式，试图理清大脑中的信息与各种问题的关系。因而，思考就是神经的高强度锻炼和建立信息联系的过程。在理查德·尼克松看来，“在两个小时集中精力研究问题之后，我感到比在两个小时内同1000个人握手或者在一个竞选日内发表15次简短演说更为劳累”，但是，“思考是人的最重要的官能，也是运用得最少的官能。由于这是人的活动中最困难的活动，所以人们会竭尽能事地回避它”。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网络都可以让人们摆脱思考的枷锁，轻松愉快地享受画面或者传达的信息。

理性就是大脑在思考和分析现实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制度机制。这种制度机制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克服本能、情感、冲动等无规则因素而产生的，并受到竞争环境的刺激。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说法，“理性有文化环境的特性”。毫无疑问，单纯依靠情感、本能或者冲动，人类也能生存，不过更接近于动物的生活和体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探讨“自卫和种族繁衍”时认为，保证这些目的是“通过原始的和直接的本能”，“并不寄希望于理性缓慢的发展”。动物就是进化亿万年，还是那些生活和体验。人类的理性则不同，通过概念和语言来确定事物之间的恒常联系和相应的规律，从而构造出可以代代相传的理性知识。

威廉·詹姆士在《多元的宇宙》一书中谈道：“理智的知识不是惟一充分的知识，而是很不充分的知识，但是理智知识惟一优越性是实用的优越性，使得我们能够在经验里取得捷径，从而节省时间。”有了他人创造的理智知识，我们就不需要对每个事物进行单独的体验，这样就可以节省体验事物的时间。接受的理智知识越多，节约的体验时间也就越多。在时间资源高度稀缺的情况下，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非常短暂的情况下，大量节约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思考人生和任意联想。恰恰是各种任意联想推动了人类的迅速发展，让人类远离了动物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猜测：“不管伦理学家怎么说，人的智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欲望来推动，但是大家也一致公认，人的欲望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智力来得到满足。”语言、文字、制度、道德、宗教、哲学、科学和技术都是人类任意联想的产物。人类的聪明之处在于，将这些任意联想的产物制度化、规则化，并将这些制度规则通过教育代代相传，从而造就了人类的文明与伟大。

当理性的制度规则帮助人类积累大量的知识和节约交往的大量时间时，在理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任意联想的产物就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理性。哲学、科学和技术高扬理性的大旗，而文学、艺术、宗教和道德更多地举起反理性的大旗，倡导情感、本能或者冲动的原始本性。数学家约翰·纳什曾说：“不论如何，恢复到常人的思维模式并非完全愉快的事情。因为理性思考限制了人对于他与宇宙关系的概念。”借助于理性的规则，这些反理性主义者要求任意联想，然后寻求理性的合意。

在哲学家眼里，理性就是逻辑一致性或者逻辑无矛盾性的规则，即使这个规则也受到人类智力水平的限制。有的逻辑学家证明，所有人类的智力水平在宇宙存在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完成138个命题的逻辑一致性的证明。经济学家在哲学理性基础上增添了一些内容，以便满足人类智力有限性的要求。整个效用理论的基础假设就是理性假设的具体化，包装在分析数学的规则之中。不过，阿玛蒂亚·森却认为，逻辑一致性或者理性高度依赖社会文化环境。

如果说理性是整个大脑信息交换中精力耗损的节约，那么，社会中的各种制度也是社会交换的信息和其他费用的节约。这样，理性分析与制度分析就具有同一个逻辑结构。如同制度规则是不断演化一样，理性也是在不断演化的。卡尔·波普尔在《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中提出了“演化理性”的思想，门格尔、哈耶克等人提出了制度演化的思想。由于理性和制度都是不断演化的，那种希求根据一时的认识就形成永恒真理的观念无疑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至多，那些留存在人类知识库里的知识，会源源不断地受到理性的反对派和新的体验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也会随着理性的演化和框架体系的改变而改变。(www.daowen.com)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理性化不断渗透到科学技术、商业活动、日常生活的社会。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理性研究成果和思维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从事社会活动的效率。不幸的是，韦伯认为，官僚制度是最理性化的组织。一旦官僚制建立起来，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创造性就会泯灭。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也认为，企业的官僚制化是导致企业缺乏创新和技术革新的根源。

在经济学中，忽视理性法则的经济研究似乎并不缺乏。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就武断地认为，食物供应量的增加将会导致人口繁殖的不断增加，最终迫使人们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马尔萨斯看来，食物呈代数级数增长，而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为了控制人口，就需要推迟结婚，采取避孕措施，甚至战争或者饥荒的打击，否则人们的情欲就会泛滥成灾。作为证据，马尔萨斯主义者将贫困地区与人口众多捆绑在一起。殊不知，贫困地区的人口众多，就是因为贫困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高，改善生活的能力很低，迫使贫困地区的父母依靠更多的生育来增强生存的希望。当改善生活的能力得以增加，自我生存的希望得以加强，人们就会减少生育。一句话，任何人都是有理性的人，生育只不过是人们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而已。每个人都还有其他的手段配置资源，如果其他的手段存在的话。

尽管理性有助于我们克服体验的成本，但却需要我们广泛收集各种信息。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信息成本比较高。当我们收集信息的时间和资源很少时，理性法则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对于大多数远期行为，我们都能做到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但是，对于大多数眼前需要快速决策的行为而言，我们就很难做到理性的分析和思考，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依靠本能或者情感做出决策。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认为，我们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思考，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市场投机就是如此。在金融高度发达的社会，伴随投机的动物精神甚至被看作经济发生大规模波动的主要原因。许多企业的营销充分认识到动物精神在销售中的作用，因为人们的购买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于是，许多企业对产品进行精心的空间安排，将那些生活必需品放在遥远的边缘，将奢侈品放在显眼的通道，将一些可有可无的物品放在消费者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以便充分利用消费者冲动的购买行为。

犹如制度规则很难形成一样，理性规则要在社会取得主导地位也是很艰难的。党国英在《变革的理性》一书中认为，公共危机带来的共同利益诉求可以对公共问题产生不确定的理性思考，但制度保障下的自由思想竞争或者有思想修养的社会精英阶层宣扬理性的观念，可以推动一个社会的理性化思维得到扩展，抛弃迷信和盲目的思维。因此，从个人的理性思维过渡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理性思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崇尚证据精神的推广和适宜的竞争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在本书中，我们是抱着理性的观念，尤其是理性的分析，意图推动人们理性地思考更多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