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个俗语被演化为一个需要齐心协力的合作故事。三个和尚也只是在遭遇意外的火灾之后才实现合作，而合作时间的长短尚不可知，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凭借的是一时的热情和对灾难的深刻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依然会出现。大学生宿舍的脏乱差、相关部门在碰到城市地面塌陷问题时的相互推诿和扯皮、小学校门前等待接送孩子的拥挤人群，都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只要认可每个人拥有独立的自主决策权，自愿合作就会面临困难或者解体的风险。

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在小学课本中被解释为需要培养团队精神，同时表现为对好逸恶劳和不劳而获的谴责。毫无怀疑，这个解释具有正确的一面。如果每个人都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那么，团体合作就会形成“人多力量大”的局面。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无私奉献、任劳任怨、不挑肥拣瘦，那么，每个人奉献的东西又归属于谁呢？

一种可能是，每个人无私奉献的东西都归于群体外的集团、政府或者上帝。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求奉献而不求回报的新教伦理精神，铸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不过，西方的“只求奉献而不求回报”并非指企业投资不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指企业家在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后要尽可能消费节俭，努力实现资本积累和让上帝感到高兴。名义上的奉献归上帝所有，但资产的所有权还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当每个人无私奉献的东西归于少数集团或者政府官员时，我们就会看到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奢华，以及无私奉献者的能量如何补给的问题。在贫富差距持续发酵的条件下，无私奉献的精神毕竟不能持久，我们就会面临三个和尚加一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

另一种可能是，每个人奉献的东西都归于群体所有。这就是三个和尚的问题。当每个人的体力和喝水量都不完全相同时，如何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组织挑水并分配水资源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说，挑水的成本与所获取水的收益完全相同，达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化条件，以至于有“一个和尚挑水喝”的丰衣足食的命运。这里假设和尚是健康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如果第一个和尚是一个身患各种疾病的人，那么，他有喝水的需求但无人给他挑水喝，贫困会困扰这个和尚。在两个和尚的情况下，尽管体力和喝水量不完全相同，但是，喝水少的和尚会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喝水多的和尚。喝水多的和尚要么多承担一部分抬水的责任，要么少喝一点水。在监督成本许可的范围内，两个和尚各自的抬水成本和喝水收益可能会大致平衡。当三个和尚同时出现时，监督和测量每个和尚的喝水量就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监督成本和测量成本的急剧上升，如何组织供水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一方面，和尚会对各自的能力和喝水量进行讨价还价的协商和无穷无尽的讨论，留给供水的生产性资源就越来越少。这会形成光说不干、人多嘴杂的局面。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自愿达成协议的概率也就越来越低。世界贸易组织有一百六十多个成员，每个成员国都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程度、市场化规则和所获得利益争论不休，以至于从2002年开始的多哈会谈在十多年后仍然没有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同样，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世界各国也在污染的责任归属和污染减排份额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意味着，在权利完全平等下，责任分摊机制很难在自愿的情形下确立起来。但是，由于每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同，资源较少的国家就会退出谈判，资源较多的国家就会积极组织谈判。由于谈判活动本身就是积累国际政治资本或者获得国际社会赞同的手段，因此，根据拥有资源的不同和获取政治资本的动力差异，时间的延长就可能把谈判的国家数降低到少数几个国家，从而推动协议的达成。

另一方面，假如三个和尚达成了某种供给水的协议，如每个和尚每天轮流挑水、每个和尚每挑水承担三分之一的路程或者用水管竹筒将水引进寺庙水缸，但如何执行该协议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假如每个和尚每天轮流挑水，但喝水量少的和尚就会少挑水，这将会导致喝水多的和尚在喝水不足的情况下也减少挑水量。为了保证协议的实施，每个和尚都需要监督其他和尚的挑水量，测量其他和尚的喝水量。按此逻辑，这个协议因为监督和测量成本太大而变得不可实施，最终会诱发每个和尚自己到水井去喝水，自愿合作瓦解为自给自足的经济。用水管或者竹筒引水的办法虽然好，但问题是谁会去安装一个这样的公共产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公共产品中成本的集中性和收益的分散性会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因此，自愿合作随着人数的增加，不仅达成协议非常困难，而且监督实施也非常困难。在权利和责任得不到保障、权责不明、缺乏明确分工和没有外在威胁的条件下，每个人自利的本性和巨大的交易成本会导致相互推诿责任，从而抑制自愿合作机制的出现。

美国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和西蒙·加士德通过一次实验来检验人们之间的合作与信任问题。实验对象将一些钱放入“储钱罐”，然后同集体中的其他人分罐中的钱。如果每个人都合作，那么，每个人都分的钱最多。但是，人的自利性又推动某些人不会将钱放入储钱罐，以便既分钱又减少投入。在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合作。在多次重复实验后，人们认识到某些人会作弊，然后自己也会选择作弊。当每个人都变得自私时，储钱罐的钱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某些实验对象愿意花钱惩罚那些过分自私的人，那么，自私的行为将会极大地减少。

如同三个和尚的合作始于意外火灾后的情形一样，人类社会的合作也起因于战争和自然灾害（血缘家庭内部的合作除外）。为了对付敌对群体持续不断的侵略和攻击，自我群体就需要密切合作，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防卫。这种外部威胁下的内部合作，必然将成员的部分权利转移给军事领袖或者部落首领，形成某种专制。当军事领袖或者部落首领获得群体资源的控制权后，被剥夺权利的成员就不能获得劳动奉献的全部成果，也不能自愿进入或者退出这个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群体内部的自愿合作在外部威胁的条件下就转变为强迫性的非自愿合作。控制资源的首领获得了监督的权力，其他成员就成为劳动者。在非自愿合作基础上出现的分工和协作就以国家的面目出现了。

可以说，国家通过暴力方式部分地解决了自愿合作的难题，并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甚至认为，美国曾经存在的黑奴制显示了经济的高效率，以至于在奴隶制崩溃后美国南方长期陷入贫穷和种族隔离的深渊。尽管国家组织下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的效率比自愿合作的效率要高，但是，这是以权利不平等为代价的。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多数人就会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哈耶克认为，管制经济也会最终走向奴役。因此，与直接自愿合作的低效率和自由相比，以暴力形式出现的强迫性非自愿合作可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但牺牲的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如果人类的价值目标都是看重效率和自由，那么，很难判断国家的出现是否实现了真正的社会进步。但是，在国家奴役的状态下，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文化、宗教、法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展。(www.daowen.com)

更为关键的是，国家确立的大量制度规则和文化宗教为间接性的自愿合作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这种间接性的自愿合作既能提高效率，又能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市场机制的分工和交换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性的自愿合作。在法律保障每个人权利的条件下，三个和尚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偏好结构进行交换。如果胖和尚最擅长看守寺庙，瘦和尚最擅长招揽香客，中等偏高的和尚最擅长挑水，那么，三个和尚可以通过价值评估的方式组建寺庙企业，按照每位和尚资源价值进行收益的分配和各种服务的提供。或者，三个和尚按照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得各种产品和服务，胖和尚也许会成为保安或者鲁智深式的人物，瘦和尚也许会成为李阳式的诵经大师，通过向市场提供服务来购买水喝。中等偏高的和尚也许最初会挑水来出售，但随着市场的扩大，也许会建立供水企业。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有些人拥有的才能和资源中都不占据绝对优势，但比较优势也足以保障每个人从市场交换中获益。

至于三个和尚是采取企业制还是直接的市场交换，主要取决于组建和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如果监督管理成本较低，三个和尚最好组建企业。更通常的情况是，监督管理成本在最初比较高，并高度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这意味着三个和尚在最初最好进行市场交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三个和尚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可以组建企业。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市场交换先于企业取得足够的发展，企业的出现是在市场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和规模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在市场和企业的交换与分工网络中，三个和尚实现了自愿的、稳定的、持久的合作，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自由。

随着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就显得越来越严重，间接性的自愿合作机制就面临挑战。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提供了破解的路径。反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对欺诈和不诚实交易进行严厉的惩罚。银行、保险、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不断从市场中孵化出来，对企业的资信和个人的品格进行评估，大学等教育机构对人才进行培养并进行甄选。

志愿者服务也能展现人们的公益合作精神。党国英说：“公共领域只有体现一种服务精神，才对志愿者有吸引力。因为志愿者要的是社会的荣誉感，而不是转化为资本的权力。”德国有8200万人，其中近2500万人从事志愿者服务，14—24岁的青少年中则有近一半的人做过志愿者服务。这些志愿者服务包括球类的救援工作、照看与帮助老年人等。日本有41%的志愿者服务围绕老年人展开，如帮助老年人洗澡、购物、读书、餐饮、心理辅导等。英国有各类志愿者组织2.5万家，在帮助贫困儿童、弱势群体、残障人士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这些志愿者服务不仅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而且强化了社会的自愿合作机制，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之所以进行无私奉献的志愿者服务，一是不愿意让他人把自己看成自私自利的人。二是培养自己的政治资本或者社会活动能力，在将来的社会活动和交流中展示自己愿意提供服务的意识和信号。三是法律和企业鼓励民众的志愿者行为，如德国志愿者费用可报销、获得社会保险的奖励甚至代替兵役，美国的企业和政府对志愿者在雇用时采取了优先的政策。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回忆录《抉择时刻》中说：“每当我需要招募新人，我首先界定工作职责，以及理想候选人的评判标准。之后我要求大范围搜罗候选人，并考虑多种范围的选择。对于一些要职，我会亲自面试。我会亲力亲为，判断他们的性格和人品。我希望聘用的人拥有正直的品格，工作能力强，有无私奉献精神，并能承受工作压力。我一直喜欢有幽默感的人，这是态度谦虚、有自知之明的表现。我希望广纳贤士，他们之间经验与能力互补，能让我放心地下放权力。我希望他们赞同政府的施政方向，但也敢于表达他们在任何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营造一种文化，鼓励团队合作，培养忠诚度。这不是对我的忠诚，而是对国家和我们共同理想的忠诚。”

因此，“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揭示，在没有外部威胁、分工和交换的条件下，直接的自愿合作机制是不稳固的，并且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机制。随着国家的出现，强迫性的非自愿合作机制取代直接的自愿合作机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适合于分工和交换的法律机制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法律机制推动了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换和分工为间接性的自愿合作机制提供了充足发展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私奉献的志愿者服务也开始大批涌现。在奥运会、世界博览会、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的各大学、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都组织了大量的志愿者，进行公益宣传和服务活动。与中国只有不到900家慈善机构相比，美国有多达10多万家慈善机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国家，志愿者服务会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

[201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