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暴力犯罪频繁的时代。暴力犯罪不仅继承了历史的惯性，而且新添了恐怖分子的花环。我们可能因为自身的财富、美貌或者纠纷成为犯罪分子的袭击对象，也可能因为他人的不满或者权势人物的出现而成为意外袭击的牺牲品。前者导致我们遭受暴力犯罪，后者导致我们遭受恐怖袭击。“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在恐怖主义的袭击中被炸得粉碎。暴力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是一类人吗？我们在不断询问。

对于强奸、殴打、绑架、谋杀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言，绝大多数受害者都与暴力犯罪分子认识，甚至非常熟悉。每个人都有机会碰上暴力犯罪，因为暴力犯罪分子就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但是，恐怖袭击却非常罕见。恐怖主义分子必须隐秘地生活，进行长期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一旦暴露，就可能会死亡。

如果说暴力犯罪分子尽可能掩盖犯罪现场、减少暴露的机会的话，恐怖主义分子则是尽可能渲染恐怖袭击的恐怖性，尽力扩大恐怖袭击的影响。对于遭遇恐怖袭击的受害人而言，遭遇的不仅仅是意外的横祸，而且是毫无理由的伤害。“把你杀死的人，既不认识你，也毫不在乎你的生活、你取得的成就和你爱的人。”在飞机上、火车上、人群中、坐在家里、步行在马路上，你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牺牲品，如炸弹袭击、人体爆炸、病菌传染。

暴力犯罪的人，通常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出生在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比其他家庭的孩子成为暴力犯罪分子的概率大得多。与一般人相比，恐怖分子则多出生在家庭较好、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分析129位黎巴嫩真主党的殉道者与普通的黎巴嫩人进行比较时发现，恐怖分子有28%出自贫困家庭，而普通的同龄人则有33%出身贫困家庭；47%的恐怖主义者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而同龄人只有38%接受过高中教育。克劳德·白莱比（Claude Berrebi）对巴勒斯坦自杀式人体炸弹的分析发现，只有16%的人体炸弹者出自贫困家庭，而30%的巴勒斯坦男性家境贫穷。巴勒斯坦人只有15%接受过高中教育，但是，60%以上的人体炸弹都上过高中。

对于恐怖分子出身良好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事实，如何进行解释呢？克鲁格认为，犯罪分子主要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和情绪的失控而采取暴力活动，而恐怖主义者主要受到政治性的或者利他主义的利益驱使而采取恐怖活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受利他主义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自己的社会化行动来展示自己的优越能力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现实中不能实现其政治意愿或者掌控现实的局面时，这些人就会成为现实的极度不满者，或者针对政府采取行动，或者针对外国人采取行动。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成为恐怖主义分子或者革命者，这些人成为社会改良者的概率也很大。

当这些采取行动的人极度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推翻现存秩序时，这些人就成为革命者。例如，《水浒传》里的主要领导，都是对自己的职位或者前途不满的人，不管这种不满是基于制度的原因还是基于个人迫害的原因。当这些采取行动的人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推翻现存的秩序但又对现实高度不满时，他们就会把目标瞄向任何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地方，成为恐怖主义者。周有光说：“不是贫穷和愚昧产生恐怖主义，而是富裕和愚昧产生恐怖主义。”与革命者坚定的目标与最大可能地说服大众参与其组织不同，恐怖主义者总是通过恐吓公众来实现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泄其内心的不满与愤懑。

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和记者斯蒂芬·都伯纳在《超爆魔鬼经济学》中说：“恐怖主义活动尤其让人极为恼火的地方在于，杀戮本身倒并不是其主要目标。确切地说，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手段，一种把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手段，一种将这些活人的正常生活搅得鸡犬不宁的方式。正源于此，恐怖主义的威慑效果极大，造成的恐慌是同等级别的非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所远远无法达到的。”恐怖主义者通过有计划地选择随机射杀，制造恐慌情绪，学校、商店、交通、正常的工作活动可能因此中止，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瘫痪。(www.daowen.com)

尽管美国社会的自杀概率比遭到恐怖袭击的概率高出575倍，但是，人们不会担心自杀。因为自杀是个人的事情，而恐怖袭击可能意外地出现在自己的身边则使人惶惶不安。担忧意外遭到袭击的可能性，正是恐怖主义恐吓公众成功的地方。恐怖袭击不仅造成受害人的伤亡，如“9.11”恐怖袭击造成美国2987人丧生和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造成政府的大规模检查和监管，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数不清的排队安检，还会造成巨大的时间损失和自由限制。恐怖袭击造成的心理伤痛，可能会导致人们酗酒和心理疾病加重。美国东北部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酗酒驾车的交通事故明显增多。当大量的经费和人员都用于对付恐怖袭击时，其他部门的经费必然受到影响。列维特认为，美国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或者就是投入追捕恐怖分子的力量过多而替代了金融监管资源的结果。当然，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会抑制大型聚会的频率，减少公共场所的人流，从而间接地减少了疾病的传播。

在历史上，恐怖活动都是一种对付政敌的手段，很少波及无辜的贫民。《史记·刺客列传》就记载了大量的政治谋杀行为，如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累、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赵襄子、曹沫刺齐桓公。在1905—1907年期间，俄罗斯出现了3487起暗杀行为，造成2233人死亡和2490人受伤。这些暗杀行为多数都是针对政府官员。据说，在1906年7月至1907年5月期间，社会革命党就参与了72次暗杀行为，造成俄罗斯的10位省长、2个市长和诸多将军和元帅命丧黄泉。

现代恐怖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滥杀平民的恐怖活动。对于预防暴力犯罪而言，增加马路上的警察力量和强化暴力犯罪的侦破率、惩罚率，可以有效地预防暴力犯罪。采取预防暴力犯罪的手段来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不仅耗费的成本太过昂贵，而且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恐怖主义分子本来就是以死亡为手段的亡命徒。

收集情报、监听电子通信、追踪跨国或者跨地区资金的流动，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寻找恐怖主义分子的预防手段。列维特分析了“9.11”恐怖袭击中19个恐怖主义者的行为特征包括，为每次袭击筹集的资金总额为30.3万美元，每人接近1.6万美元；美元存款账户上大约有4000美元的存款；以邮政信箱作为联系地址并频繁更换地址；有来自或者汇往国外的小额外汇；一次性存入大量的现金，然后小额支取；每个月存钱或取款的时间无规律可循；银行业务没有反映出正常的生活费用；支付现金比使用支票的比例高。根据这些行为特征，很难捕捉到新的恐怖主义分子。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遭受了4起穆斯林自杀式人体炸弹的袭击，52人死亡。为此，英国警方逮捕了大批可疑的嫌疑犯。分析其中的100多嫌疑犯的结果显示，使用穆斯林姓和名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为二千分之一；仅有穆斯林名或者姓的人群概率为三万分之一；没有穆斯林姓或者名的人群概率为五十万分之一（英国人口为6000万人）。而且，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多为26—35岁的男性，拥有移动电话、多是学生、租房居住，不会开设银行的储蓄账户和投保人身险。但是，就业状况和婚姻状况不具有识别能力。

随着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暴力犯罪可能会减少，但是，恐怖分子可能会增加。在面对恐怖主义袭击不断滋生的世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会不断遭受打击，政治家的智慧会更加凸显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