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课下，一位爱思考的同学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经济学让人变得更加自私吗？起因是这样的。这位同学与其他四位同学去吃自助餐，他们一起去取所需要吃的全部食物，结果导致所取的食物量超过了能吃的数量，造成食物浪费。这位同学学过经济学，知道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需求和偏好，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去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物数量和种类，就会不造成食物浪费。这位同学的疑惑是：如果他向其他同学提出分开取食物的建议，人们就会说他自私，不考虑同学的集体行动乐趣。为了集体行动的乐趣而浪费食物的事情，让他感到非常心痛。

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每年，中国人在餐桌上的食物浪费就高达2000亿元以上。这些食物浪费绝大部分都是群体聚餐的结果。公款吃喝、生日酒宴、结婚酒宴、会议酒宴的浪费更是惊人。在集体行动中，人们得到的是乐趣，浪费的是食物，忘掉的是很多人的食不果腹。

其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是否更加自私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教导我们说，任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而且，任何人的行为都是自利行为。由于大量的经济学教材和经济学课堂都宣称，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利益计算的自私行为，因此，长期接受经济学熏陶的学生，就会更加有意识地在生活和工作中进行利益计算。在日常行为中，这些人就会表现出更多的经济人特征。按照社会的标准，这些人就会表现得更加自私、吝啬、贪婪、善于欺诈，更加不愿意合作。

1993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视野期刊》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学习经济学会导致较自私的信念和行为。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基于一系列的学术研究的评估。在1981年的论文中，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Marwell 和Ames在一个公共品投资实验中表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个人投资而不是集体投资。在1991年的论文中，Carter 和Irons在一个分配10美元的谈判实验中表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谈判时的出价（6.15美元）高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5.44美元），但要价（1.70美元）低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2.44美元）。弗兰克（Robert Frank）在1993年的调查表明，9.1%的经济学家从不向慈善团体捐钱，这一比例是其他学者的两倍。华盛顿大学的鲍曼（Yoram Bauman和罗斯（Elaina Rose）进一步证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不愿意做公益，而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一旦选修经济学课程后的捐款比例也下降。基于这些以及其他大量的研究和观察，人们倾向于认为，学习经济学将会使人更加关注物质利益，将自利行为转化为自私行为。尤其是，当自私行为构成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时，自私行为不仅不可避免地掺杂在我们解释现实的活动中，而且还会试图改变我们自身的行为方式。对此，哈格里维斯·希普（Shaun Hargreaves-Heap）和霍林斯(Martin Hollis)评论道：“人类的自我认知方式影响了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方式，而经济学家就是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如果正统观点成功地使我们视自己为个人的最大化，只是借助于现金系统或其他工具性关系而联结在一起，而且，如果它也能够使政府如此对待我们，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的预言就会实现。这对于经济进步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代价。”

经济学家耶策（Anthony M.Yezer）等人的研究表明，尽管在实验环境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被认为更自私，但是，在现实环境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自私。在实验中，他们将装有10美元现钞的信封遗失在经济学和非经济学班里，每封信上都填写了地址，贴了邮票，还说明这些钱是用来还人的。结果表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56%将信封寄出，而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只有31%将信封寄出。赫拉舒发在《价格理论及其应用》的经济学教材中总结说：“经济学学生更坦白，承认自己有时会做出自私的行为。”

但是，这些研究都将经济学者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采取自利的模拟行为，解释为自私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为获取更多信息的过程中更加理性分析的结果。任何一个经济决策，不仅会受到信息量不同的限制，而且还会受到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性别、政治倾向、宗教倾向、教育水平、种族身份甚至出身的影响。每个人采取的行动，不是根据书本上所写的“经济人假设”，而是根据预期收益所实现的程度。正如葛兰西所说：“一个人‘预见’到的是他的行动所达到的程度，他的自愿努力的程度，从而具体地创造该‘预见’的结果。”根据这种“预见结果”，人们在行动中来构建相互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单向性的社会关系。大量的经济学教材和经济学课堂，都在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提供理性化的分析，以便切断盲目和迷信之源。如果一切现实都指明理性分析的结论是虚假的，那么，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长期受到这种经济学的愚弄。

这些经济实验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没有理解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研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发现经济规律和解释经济现象。如果我们知道了任何行为都会带来连锁效应，造成一系列的后果，那么，我们对是否采取这样的行为就会抱着更加谨慎的态度。如果任何行为带来的所有收益超过所有的连带成本，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这样的行为。如果任何行为带来的所有收益低于所有的连带成本，那么，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行为。例如，一个强人在愤怒之中殴打了一个弱者，强者获得的心理满足是100个单位，殴打的成本是个10单位，获得净收益90个单位。假设弱者遭受打击后支付的成本与强者的殴打成本相同，都是10个单位。这可以用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定律来辩解。当然，弱者可能遭受的损失更大，因为同样的力量会对脆弱的身躯造成更大的伤害。由于遭受了无端的打击成本，弱者可能会对社会或者他人产生愤怒或者不满的情绪，于是去破坏马路上的井盖和路灯，随便乱扔垃圾，殴打更弱的人，制造爆破物去伤害他人，参加恐怖活动，偷窃，参加犯罪组织等。假定这些破坏活动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个单位，弱者支付的成本为1000个单位。这样，强者殴打弱者的后果是弱者承担的损失为1010个单位，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是100万个单位。如果强者生活在弱者的社区，所遭受的损失概率为万分之一，那么，弱者的破坏行动对强者造成的预期损失就会为100个单位。这样，强者在获得收益100个单位的同时，最终支付了110个单位的成本。如果强者学过经济学，意识到任何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强者就不会采取过激的行为去殴打弱者，弱者也就没有动机去造成社会的破坏。

随着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越多，了解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多，那么，人们就会变得更加理性，也就会更加理性地决策。所谓科学，就是研究事物之间、事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联系，是将观察到的事实、逻辑与可验证的假设相结合的过程。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门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些经济运动规律能帮助人们“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即减少非理性的行为。随着对经济学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就会对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加了解经济行为的一系列后果，采取更加理性的行动。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说：“有德之人和无德之人同样爱自己，但有德之人遵循理性，认为希望做真正幸福的人，就应当为别人幸福出力，哪怕只做到不妨害别人也好；无德之人既不善于思考，也不表现明智，只是沉醉于幻想：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单干也能得到幸福；由于丧失理性，他甚至盼望在众人的苦难中单独享受幸福。”(www.daowen.com)

那么，如何在个人的责任和良心的问题上形成良好的判断呢？英国科学家卡尔·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中认为，对所有人进行科学训练并形成科学的心智框架是健全的社会所必需的。科学训练的核心不在于科学理论做什么样的科学假设，而在于“对事实的清楚认识、对它们的关联和相对意义的正确估价”。在皮尔逊看来，教师要注重科学方法和习惯的传授，而不是对科学知识的鉴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逐渐领会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养成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在教与学的链条中，科学的精神训练就拥有了突出的社会功能。第一，科学的精神训练有助于人们更加理性地思考问题，排除情感的干扰。皮尔逊说：“通过大量灌输科学的心智习惯而鼓励科学和传播科学知识，将导致效率更高的公民，从而将导致已经增进的社会稳定性。受到科学方法训练的心智，很少有可能被仅仅诉诸激情、被盲目的情绪激动引向受法律制裁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许最终会导致社会灾难。”第二，接受科学事实和具有科学心智的人更容易形成道德判断，压缩盲目的社会本能和个人偏见在判断中的影响。皮尔逊认为，“道德的判断的形成，即个人合理地肯定的判断将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判断的形成，并非唯一地依赖于准备牺牲个人的收益或舒适、准备无私地行动，它首先取决于知识的方法，对这一点无论怎么经常坚持也不算过分。国家对个人的第一个要求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发展”。在现代社会，大部分的决策都是公共决策，如政府机构和公司的决策、个人选举政府官员的决策、个人行为具有外部影响的决策。这些公共决策的有效性依赖于个人的理性判断，如严格的证据，事实分类与评价，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及相对意义的正确估价。第三，严格的科学训练有助于理性批判的形成，有助于健全人格的成长。马克思说，批判习惯的养成“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在缺乏理性批判的环境中，人们容易受到迷信、虚幻的古怪念头的迷惑，受到愤怒或者狂热情感的左右，容易使自己成为他人幻觉的奴隶，丧失自我的本性。

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位同学的例子。显然，那位同学将同学之间的友谊情感看得比较重要，结果造成了食物的浪费。如何在既保证友谊情感又减少食物浪费的问题上达成平衡，就需要这位同学或者社会的教育使其他同学了解到，浪费食物是可耻的，很多人还处在食物的匮乏之中，分开取拿食物并不会影响同学之间的情谊。这就意味着，这位同学需要支付教育成本，或者其他同学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成本。在更多的心理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制约下，同学们就可能减少食物浪费，也能够保证友谊情感，还有每位同学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诚如冯·米塞斯所说：“解决当代许多经济问题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思考的过程，只有那些理解经济现象普遍的内在关系的人具备这种能力。”

当经济学家知道研究对象但不能说服普通大众和学术界同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将知识和信息传播出去。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对研究对象根本没有深入的研究却试图根据信仰或者意识形态来说服我们，还有些经济学家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甚至知道真相但却用假象来迷惑大众。此时，这些经济学家就是站在利己角度公开地散布谎言。当真诚的公开辩论和批判精神比较缺乏时，探寻真相的过程就会变得迂回曲折。当真相被故意掩盖时，谎言或者含糊其辞的观点就会大行其道。这些缺乏分析的谎言会摧毁我们的分析辨别能力，以至于我们将成为谎言的俘虏。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就逐渐成为谎言的辩护者，并将我们的判断力建立在谎言和谬论基础之上。

为了防止在生活中陷入这种被动，我们就需要对具体的观点进行深入的了解、分析和评估，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接受、拒绝还是反对。对于那些“相信自己所说的，并将其视为真理”的人，辩论无济于事，只有局势的根本改变才会改变这种人的信仰。对于那些“将自己所说的视为真理，并认为其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的人，我们就需要根据事实证据和理性的分析来判断这些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对于正确的观点，我们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接受并融入自己的概念框架系统。对于错误的观点，我们就需要公开的理性辩论，让证据和理性分析占据辩论的中心。对于那些“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事实真相”但却故意散布某种错误观点的人，我们就要努力揭露这种错误的源泉。

因此，了解事物之间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会使人更加自私，而只会使人更加理性。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就会变得更加有责任感、更具有道德、更加仁慈、更具有同情心。这些具有责任感、道德感、仁慈心和同情心的人，难道比不具有责任感、道德感、仁慈心和同情心的人更加自私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参与的罪过有四种：违反法律的刑法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的形而上罪过。尽管食物浪费不一定是违反法律的罪过，但却是个人错误行为、罪恶的社会习俗和危害文明的罪过。一个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可以由每个人的理性化程度来衡量。理性化程度越高的民族，必然是文明化程度越高的民族。诚如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统计学，或论人类幸福的基本条件》中写道：“当文明得到改善时，个体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正常发展都必定依赖于文明状态的存在。这样的个体恰恰得到收获，他们在组织良好的共同体中才会找到最好的舞台去表现自己。”

[201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