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传统正在消逝的时代。村庄在消失，祖坟被挖掘，校园在撤离，旧楼被改造，老厂在搬迁，社区在模糊。挽救传统、弘扬传统的余音袅袅，也依然抵抗不住传统的沦陷。记得在19世纪中叶，当东西方文化首次大规模碰撞时，保守主义者惊呼，“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来临了。其时，除了混乱和饥荒外，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变局发生，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从20世纪的后半叶起，中国社会才真正开始发生了巨变，从传统中分离出现代来。美国汉学家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在《中国的逻辑》一书中甚至将这种巨变解读为“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

所谓传统，就是拥有共同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人，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固定地方的习惯。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一旦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相同的文化氛围中，共同的学习、教育、友谊、娱乐、工作、对土地和社区持有的强烈情感，就会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打下永恒的烙印，形成人们幸福生活的源泉。人们的幸福感觉不仅与他们过去的成长经历和收入变动有关，而且也与人们对周围生活的感觉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幸福的记忆就形成思维习惯，构成生命的一部分，用于评判和体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 W.Holmes）曾说：“你自己享受和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会在你身上扎根，如果被拿开就会遭到你的反感，并且会竭尽所能来保护你自己。”

如果说习惯只是个人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模态化，那么，传统则是众多个人习俗的模态化。好的习惯得到模仿，坏的习惯遭到排斥。所受教育越少，模仿社区中最成功人士的习俗就越强烈，排除异己或者否定不同习俗的倾向也越强烈。当任何怪异的行为都被当作对所有的人的习惯有所损害时，这种怪异行为就会受到极度地排斥。所以，19世纪英国学者白芝浩（Walter Bagehot）就说：“允许对传统风俗习惯的偏离会成为明显的荒唐事。那是对最大多数人幸福的牺牲。那是允许某一个人为了片刻的欢乐或愚蠢的奇思怪想而给所有人带来不能挽回的可怕灾难。”

当生活的点点滴滴沉淀起来构成生命的一部分时，习惯和传统就为我们生活的稳定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港湾。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构建我们的生命，折磨我们的情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习惯和传统。当传统与我们拥有的工作、住房、配偶和朋友结合在一起时，传统的根就扎得更深，人们的归属感就会越强烈。在某种程度上说，习惯和传统构成了我们的很难割舍、视若珍宝的情感资产。在强大的习俗保护下，传统的社区没有革新，也不容忍任何标新立异的穿戴与行为。

要使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就需要固定的人群长久地生活在固定的地方。在这些固定的地方，日久天长也会诞生出友情和亲情。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回忆录《人生舞台》中说：“一种因习惯和互相接近而产生的友谊只有在那些正好意气相投的人之间，或者在学校或军队这种人为的环境以外，曾经患难与共的人之间才可能存在。”确实，这些相互照顾和相互关心的人，往往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家乡之情就是表征。只不过，这些亲密的友情不是出于自我的选择，而是基于传统的惯性和地理上的接近。任何固守传统的人都不适合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宽容，更不利于公民意识的提升和社会活动的参与。

改变个人的习惯已经很困难，要想改变传统则更加困难。那些改变我们传统的人，首先就遭到绝大多数固守传统的人的反对。当地位、尊重、尊严和道德勇气都来自传统时，人们就越是有动力去固守传统。对于固守传统的人来说，任何传统的变动都会是他们的净损失，生活的内在稳定和情感的安全都受到威胁。由于对传统消失的恐惧比较强烈，人们就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打击甚至消灭那些改变传统的人。那些强烈支持改变传统的人，或者是缺乏强烈传统情感的人，或者是拥有某种新的传统的人。这两种人在任何一个传统社区都不可能是主导性的力量。力量较量的结果，或者是强烈支持改变传统的人被赶走，或者这些人成为传统的强烈捍卫者。“破四旧”之后依然是传统的盛行。

在传统城市的单位所有制中，每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庄园，四周建有高高的围墙与栅栏。围墙里面有工厂、诊所、住宅、小卖部、商店、食堂、幼儿园甚至小学校。除了接受上级的指令外，每个市民的住房、医疗、工作、生活、出差、物品发放、结婚甚至儿童的上学，都与单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升迁或者意外的政治事故，市民们就会老死在这个庄园里，他们的亲属和子女也会在那里继续工作和生活。在这个没有流动的环境中，同一单位的市民们因为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互相帮助，形成了浓厚的单位和邻里情结。他们熟悉单位里的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变动。

在中国，城市传统改变的动力不是来自政府的宣传，而是来自生产和工作区域的改革。在异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聚集区域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国有企业周围萌芽和发展，庄园内的工人就开始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城镇居民在国营单位上班的比例从1978年的80%下降到1990年的60%和2007年的不足25%。随着人们在庄园外买房和生活，邻里的互惠交换更多地为市场交易所取代。原来的庄园开始向外地人和外单位的人出租或者出售大量剩余的房屋，公共租赁房屋制度逐渐为商品房买卖制度所取代。随着庄园内外工作的分化，随着人们的不断搬迁，庄园内的传统习俗逐渐式微。曾经生活和工作过几十年的邻居已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搬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外。

诚如谢德华在《中国的逻辑》一书中所观察到的，伴随着工作单位制度的消失，城市居民之间“不再是同志似的内向型关系，也不是在国家工作单位的有形界限和严格等级体系中相互竞争，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关系类型：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以地域为基础，利益、爱好和宗教相同的人之间的关系在地理上比较分散，与工作中的同事或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不具有地域性。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社会互动”。居住在自己周围的邻居更多是不断变迁的陌生人。中国在2000年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2010年时只剩270万个自然村。随着2亿农民进城打工，全国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多达80—100个。当这些拥有各自独特风土民情的农民融入生活习俗和传统迥异的城市时，那些黏附着辛酸往事和快乐记忆的乡村，就只能尘封于自己的记忆中，隔绝于城市之外。

这样，城市居民的交流圈子不再局限在单位或者生活区域的少数人，而是分散在整个城市或者整个国家中任何可能会发生交流的人。当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时，传统得以保存的要件就开始消逝了。这些依靠传统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就开始分化了，开始去寻找自己理想实现的地方。在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迁徙、自由工作和自由生活的环境中，自愿交流就取代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充满实惠的服务就取代了传统的管制，规则取代了模糊的互惠习惯。伴随着人们在城市的高度流动，大量的传统社区早已被拆迁，新的社区高楼不断拔地而起。在摩天大楼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中，人们的传统记忆早已被破坏得干干净净。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城市的庄园经济都在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和民营与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中不断蜕变。只是饮食、口味的不变性，还暂时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现代已经生根发芽，立即显示出无穷的魅力。传统也因此节节败退，带着些许的哀号。

冯骥才曾对民俗文化的消失颇为感伤：“深不见底，浩无际涯的传统村落文化是一本厚厚的书，需要子孙后代细细品读方知其中的美妙所在。但遗憾的是，曾经近在咫尺的厚重的书，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当我们在感叹农耕文化传统不断消失的时候，不知道几千年前的游牧先民甚至采集狩猎先民是否在感叹他们的游牧和采集狩猎生活为农耕文化所取代，是否还钟情于树叶遮体、钻木取火甚至寄居山洞。新兴的农耕文化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边远地方甚至书本的记忆中知道人类曾经存在过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乡村生活的人，很少有愿意返回到游牧、采集狩猎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传统就在生活中不断被改造，也不断消失，留下文人墨客深深的感伤。在《妻子是什么》一书中，美国作家安妮·金斯顿说：“对传统的呼应是一个商业上的妙举，因为它其实含义模糊，有很多等待填充之处……这种所谓的传统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时髦观念，其用处在于提供一种似乎很稳固的幻觉，填平因为缺失了过去而形成的鸿沟。”(www.daowen.com)

当一个社区居住着来自数百个地方的人时，要想保持每个地方的传统是何其艰难。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视野的开阔，个人模仿的对象和习惯就会趋于多元化，宽容就会得到发展，社区的传统习惯就会趋于解体。为了生存和交往，这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就必须找到共同生存的准则，努力减少不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冲突。这些共同的准则就是求同存异，甚至求同去异，有助于更大群体生存的成功行为就会逐渐形成新的习惯和风俗。

这样，在高度流动性的群体和分工合作与竞争的社区中，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新的文化就逐渐诞生。在这种充满着宽容、公平、开放、信任的文化中，人们不仅将自己的幸福生活与邻居相联系，而且与更广泛的人群联系。工作和生活区域的分离，工作单位的高度流动性，迫使城市居民更加关注工作单位以外的事情，更加关注生活区域的安全与健康，也关心工作地与生活区域之间的一切。公民身份、民族自豪感甚至世界公民都是其自然的延伸。但是，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当流动性受到限制时，人们就会在地区、种族或者族群之间形成特有的偏见。这在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差异较大的群体之间更加明显。当资源高度有限、经济长期停滞或者社会分配极度不均时，生存的需要就会造成群体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社会的稳定性就会瓦解，社会的分裂就可能出现。

传统社会是由彼此相似的家族依靠共同的信仰和情感所构成，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缩影，单独的财产权是不存在的。随着社会的产业和职业多样化和分工的发展，个人的财产权利和社会地位就会逐渐被置于优先地位，具有集体性意识的家族也趋于解体。当契约关系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不断增多时，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就得到强化，而家族内部的联系就会被削弱。这就要求建立和强化新的法律规范，以便减少社会的冲突和不同的群体可以共存。在那些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和产业多样化的社会，如果新的法律规范和职业群体规范得不到建立和完善，大量的冲突就必然发生。这些冲突包括契约得不到遵守，诈骗随处可见，抢劫和谋杀的事情时有发生，群体罢工和示威也得以滋生，更强有力的暴力冲突也会发展起来。这就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通过个人主义的形成而使传统社会趋于解体。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增长和职业的专门化发展培养了个人才干、能力和态度的多样化。涂尔干说：“总的来说，要求我们专门化的训诫似乎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与要求我们遵循相同理想的训诫相抵触。”

由于缺乏传统对地位、家庭背景、消费和社会尊重的支持和限制，每个人都会努力追求财富与物质成功，以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这种追求成功的氛围中，懒惰或者不工作的人就会被看作是一种耻辱，而努力工作的人则将被看作具有自尊、雄心、个人主义精神和竞争意愿的道德优胜者。随着新来的和新出生的人不断增多，竞争性越来越强，新的道德规范也就会逐渐形成。所有的劳动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们也许会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到并贯穿在自己的言行之中。

【注释】

[1]从2013年10月1日起，新《旅游法》开始实施，跟团旅游价格普遍上涨。与2012年相比，2013年国庆期间的跟团旅游价格平均上涨20%—30%，与日常价格相比上涨幅度在50%以上，许多热门线路涨幅高达100%以上。从中国到泰国普吉岛和欧洲的旅游团价上涨2000—3000元，到美国的旅游团价上涨500—5000元。

[2]澳大利亚斯莱特·戈登（Slater & Gordon）律师事务所在2007年5月14日公开上市，募集资金3500万澳元。在过去的几年中，该律师事务所有140名律师，主要从事人身伤害诉讼的业务，培养了一名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上市律师事务所。

[3][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4]高小勇：《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朝华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5][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