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经在1896年至1990年期间流行过一种消费储蓄券（saving stamps）。印制消费储蓄券的公司是专门机构，发行储蓄券的是超市和零售商店。凡是在超市和零售商店购买东西的人，都可以获得储蓄券。消费者可以将这些储蓄券积累起来，贴在一本定制的手册上，在积累到一定数量的储蓄券后到印制消费储蓄券的机构换取各种实用物品。在赠送消费储蓄券的压力下，许多不赠送消费储蓄券的商店都面临竞争不利的局面。但是，超市和零售商店为什么不选择简单的打折而采取消费储蓄券的行销行为呢？张五常曾在《经济解释》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但却说：“我想不出解释，但听过的解释无数，皆不成理。”

其实，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类似的消费储蓄券的情形。有的商场规定，消费满200元的消费者可以将票据在商场门口换取小件物品。有的餐馆规定，消费200元可以获取下次免费消费50元的餐券。有的旅馆规定，消费6次以上可以免费住一晚上。根据英国《每日邮报》在2013年5月的报道，一位家庭主妇利用儿子收集的优惠券和打折信息，用1.62英镑的现金购得了105.88英镑的商品，以至于这个家庭的每周开销从120英镑降低到10英镑。

这些消费储蓄券都是公司内部的行为，相当于折价。之所以商家没有采取直接折价的方式，或者是为了逃税（收据换取物品），或者刺激消费（免费券），或者刺激重复消费。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将销售价格与免费物品分离开来，消费者获取的是意外惊喜之物，而不是商品价格的降低，从而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掩盖商品的真实价格信息，防止竞争对手采取价格战的方式。

但是，美国的消费储蓄券，对任何商场都适用，印制储蓄券的机构显然不是鼓励消费者逃税。对于商场来说，有一个机构免费提供消费储蓄券，事实上等于向商场提供了价格补贴，免却了商场采取折价销售的损失，促进了销售。自然，商场愿意按照销售额的多少代发消费储蓄券。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一家商场购买商品还能得到另一家机构的购买奖励，当然是降低了购买成本。问题是，印制消费储蓄券的机构从这些交易行为中获得了什么呢？

显然，印制消费储蓄券的机构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了消费信息。如果消费储蓄券的发放是按照购买金额计算的，如同邮票一样的话，那么，消费者每次的消费信息就明白无误地传达给了印制消费储蓄券的企业。这些企业就会将消费者的消费金额、每月采购次数、消费地点等信息进行统计归纳和整理，从而计算出各个商场的消费者分布群体和消费市场的厚度。这些信息对于超级市场、股票投资者、信贷机构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可能的情况是，印制消费储蓄券的机构会印发大量的消费信息，从提供的信息中获取收入，代价当然是鼓励消费者提供消费储蓄券的兑换商品。(www.daowen.com)

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提供信息的方式有效，为什么消费储蓄券在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后衰落了呢？显然，这与美国的计算机革命有关。随着个人计算机在1980年代的大规模使用和互联网在1990年代的推广，获取信息的成本急剧降低。绝大多数超市和商店只需要购买简单的统计软件，就能计算出消费者购买的频率和消费金额。支票和信用卡的普遍使用为锁定同一消费者的消费频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超市内部处理信息还有助于防止消费信息的外露。这样，销售信息的内部化处理就削弱了印制消费储蓄券公司的信息处理功能。同时，信息的网络传递也可以促使印制消费储蓄券的公司直接以低成本从超市和零售商购买相关信息进行处理，不需要再通过开办昂贵的店铺和提供产品的方式来间接获取信息。

从美国消费储蓄券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信息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但获取消费者信息的方式是受到信息成本限制的。最终，以低廉价格获取消费者信息的互联网取代了免费赠送商品获取信息的方式。随着国际贸易在1970年代之后取得巨大进展，大量廉价外国产品涌进美国，大量的折价商店和廉价超市开始崛起，商品折价的方式最终取代了消费储蓄券获得折价商品的方式。因此，信息费用的降低，对消费者、超市和其他企业都会带来新的选择。新的创新机制会出现，传统的经营机制会趋于消失。消费储蓄券的演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2012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