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对新中国的学术发展有所担忧。钱学森说：“回过头来，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里指的“杰出人才”，在学术成就和科学创新方面要比一般的专家、院士、研究员和大学教授要高很多，接近甚至超过一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2000—2011年期间，有20位科学家获得国家科技大奖。这20位科学家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82岁，其中15位在80岁以上且多有海外留学经历。相比具有应用性的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却在2000—2011年期间却空缺8次。至于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随着钱钟书、季羡林等老一代大师的逐渐离我们远去，“钱学森之问”更是在每时每刻拷问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

2010年，教育部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如探讨教授治校的有效途径，强化大学的章程建设、扩大社会合作办学甚至中外办学、推进专业评价、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毫无疑问，这些措施的实施会对中国的人才培养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教师报酬的普遍偏低却是制约中国人才培养的关键。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师是报酬最高的职业之一，也是最受社会尊敬的职业之一。不管是小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是如此。由于教师的报酬高，受到社会的尊敬，大量的优秀学子都积极投入教师和科学研究的行业，从而为培养更优秀的学子树立了楷模，创造了条件。经过多代人的努力，终于出现了像梁启超、陈寅恪、鲁迅、杨振宁、李政道、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教师的报酬不仅与其他行业的差距逐渐增大，而且逐渐沦落为最不受人尊重的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的报告中显示，小学教师的声望排在第35位，远远落后于第22位的出纳员、第10位的外企经理和第4位的工程师，而中学和大学教师的声望排在第12位和第8位。2010年，中科院对北京市的10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在9个未来希望从事的职业中，选择“科学家”的人数居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前。

在2012年10月中国科技馆和巴斯夫公司举办的“小小化学家活动”中，对1383名6—12岁孩子的调查显示，仅有不到四成的孩子意愿当科学家。当高考来临时，选择理工科的优秀人才的比例越来越低，更多的优秀人才都选择经济、管理、金融等实用性专业。在1999—2010年的高考状元中，选择读经济管理专业的有358位，而选择数学、物理和化学专业的人仅有142位。清华大学录取的高考状元占全国高考状元的一半以上，但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清华高考状元选择经济管理专业。即使选择了数理化专业，许多理工科的优秀大学生和研究生还会选择公务员，这无疑将降低了优秀科研队伍的规模。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所受的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报酬就会越高。尽管教育和科研系统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其他行业，但是，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待遇却很低。这就造成了教育的负报酬率。“读书无用论”就是对教育负报酬率的最好提示。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最有天赋的学生都离开了教育行业，投入到薪酬更高、更受人尊重的行业去。曾经在一段时间，我们鼓励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学校，以便为小学教育提供最好的师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最聪明的学生很少选择教育学专业。在学习教育专业的学生中，考试成绩越好的学生越不可能成为教师。在进入教育行业的人当中，考试成绩最高的人是最可能离开教育行业的人。越来越多的男性教师都离开教师行业，在大中城市尤其如此。2009年，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小学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高达70%，而在贵州、西藏等地区的女性小学教师只占45%左右。这些都证明，中小学教师没有获得足够的报酬。

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报酬低下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中，最贫穷、最不受人尊敬的人，就是进入大学教书或者搞科研的人。学校低矮破旧的居民楼，就是最好的写照。最优秀的大学生早已选择了出国或者进入其他行业，继续留在大学任教或者搞科研的人，或者出于对大学悠闲生活的热爱，或者因为没有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即使有非常优秀的大学生留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但是，他们也是最可能离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马克斯·韦伯认为，被聘用者“他应该拥有作为大学教员的智力上的信心，或至少得到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同行的信赖，愿意与他共事，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学术要求之一”，这成为中国学术行业的理想。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高考制度事实上是大学对优秀学生的补贴。进入一流大学的优秀学生只需要交纳很低的学费，而进入三四流的大学却需要交纳很高的学费。一流大学收费低的现实和教师工资的统一制定，意味着更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并不能获得比三四流大学的教师更高的工资。收费低，不仅使一流大学的学生感觉到上学的成本很低和缺少竞争精神，而且也造成大学教师不注重教学，粗制滥造，将大量的时间用在研究或者争取更多的项目上。

薛兆丰曾谈到国内外经济学家处理学术和写作的不同关系时说：“在国外，搞经济学研究的教授工资都足够高，只要写充满方程式的论文，对自己的学术上级有交代，就可以过好日子了，用不着分心去写经济散文。但在国内，教师工资低，靠写方程式不够，所以都得接一些课外的培训、讲演、课题研究、媒体约稿等等。”在学生不能自由转学的限制下，优秀学生在好学校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优秀教师在低工资的压力下为生存而奋斗，大量的教学和研究资源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浪费了。(www.daowen.com)

由于工资较低，教授职位的评定就与工资和福利挂钩，从而使教授职位成为一种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本质上是一个赠予其金钱利益和社会声誉的赞助行为”。在大学教授中，尽管“仍有许多人既是许多领域中科学和学术界的带头人，同时也具有完全独立人格的人物。但是，出于盲从而极力追求教授职位的平庸投机者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韦伯语）。一旦大学职位投机和逆向选择的人增多，那么，大学的学术道德就会遭到削弱。用韦伯的话说，“如果对这种聘用教员时的非学术目的做出让步，特别是偏离应该尽可能任命学术杰出的人这一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最终会导致大学的道德权威的削弱”。

由于把大学职位的评定当作一种物质利益的追求，因此，平庸的、弄虚作假的论文写作就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潜规则。在这样的职位评定环境中，就会出现劣币逐良币的现象，真正的学者可能被压制或者埋没。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三）中评价道：“这些年流行的以学报文章数量为准则来决定大学教师的升职，更是悲剧，因为一般是鼓励产出废物。”同时，博士学位授予的低标准，等同于博士学位作为一种商品售卖。将博士论文出版作为专著对待，从而一篇博士论文买到了博士学位和大学副教授的职位。

在德国，获取教授有这样一道程序，“教授资格赋予有专著者，该专著应包含作者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最初几年的研究成果，这一专著必须比博士学位论文有更大的影响”。^[5]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大学还习惯于贩卖各种文凭，高自考学生、在职研究生、在职博士、MBA学位在大学校园内泛滥。“兼职教授”的名号也是满天飞。官员、厂长、董事长、演员、名人都成为大学的兼职教授。周星驰、唐国强、濮存昕、牛群、李湘、赵本山、成龙这些文艺明星都是兼职教授。

这样，大学报酬的低下就产生了其自身的结果，大学教授的社会价值低下，很难培养优秀的学者，同时推动更多的大学教师倒向行政职务，或者离开教育行业。教育部在2008年评定的100位“最优秀教师”中，90位是拥有院长、所长、校长、系主任头衔的教师，只有10位教师没有任何行政职务。

英国学者沃尔特·白芝浩在《物理与政治》中说：“如果某一时代任何一种特定的能力受到很多奖赏，那么拥有此能力的人就会成为模仿的对象，缺乏此能力的人就会受轻视。结果是，此能力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引人注目。”如果“活跃和令人振奋的思想受到尊敬”，那么“活跃和令人振奋的思想者”就会很多，有创造性的人物就会此起彼伏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富有创新性的思想和意见就会得到自由的交流和传播，激发更多的人追求思想的卓越和优秀，“引领人们就深思熟虑的原则展开辩论或质疑古老的原则”，将人们“从世代相传的习惯和僵硬且毋庸置疑”的传统和迷信中解放出来，服从于证据和推理的理性，实现自由的创造和自由的思想。

在这种氛围中，社会就会对那些“惯于久坐、安静和思考的人”或者那些“被同代人当作梦想家的人”抱有宽容或者鼓励的态度，而不是讥讽或者嘲笑的态度。由于“多数人继承了一种过于急切、过于躁动的天性，不能安静地查明事物；更有甚者，他们还用他们无休止的喧闹‘干扰孵蛋的母鸡’，他们不肯让那些希望安静的人安静”（白芝浩语），所以，社会对思想者的宽容或者鼓励就可以减少社会的盲目和冲动，让更多的人在采取行动之前进行事先的研究，收集大量的信息和发挥穿越时空的想象力。在这样的自由思想、尊重自由研究的时代中，思想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大师级人物就会破土而出。

中国有很多优秀人才，但他们都离开了教育行业。不幸的是，教育行业又是培养各级人才的地方。没有优秀教师的多层次努力，优秀人才很难被发掘出来。即使优秀人才被培养出来了，教师和科研系统的报酬低下，得不到社会尊重，最终与优秀人才失之交臂。没有优秀人才热爱科研和思想，大师级人物就很难出现。“钱学森之问”原来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大力提高教师的工资和社会待遇，严格教师的选拔，强化教育的市场之路，也许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

[2012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