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洪在《“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和《中泰物价值比较让人困惑》中都提到一个显著的事实，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卖得比国内便宜，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卖得比发达国家贵。例如，同一件法国制造的服装在中国的售价比法国高一倍，美国加州洛杉矶机场商店的美国制造风衣的价格仅仅是北京市赛特商场同款风衣价格的百分之四十。Hugo Boss的西服，在国内精品店售价在万元以上，而在美国则只需要300—400美元。斯密街商务咨询公司在比较了中美两国的50个品牌的500多件服装后发现，中国的服装价格比美国平均高出70%。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的年会上也说，很多欧洲、美国品牌的奢侈品面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甚至部分加工环节还是在中国完成的，但价格是国外便宜。

国外产品的价格便宜推动中国人在国外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或者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在《2010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检测报告》中说，2010年中国境外代购额为120亿元，比2009年上涨140%。代购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如护肤品、化妆品、首饰、平板电脑、各种数码产品。许多出国的人都喜欢在国外购买价廉物美的五粮液、茅台等国内著名品牌。例如，2010年底，1000毫升的53度的茅台酒，在纽约市出售的价格为220美元，375毫升的53度茅台酒的价格为65—70美元。在中国，500毫升的53度茅台酒最低价格1200元，在广州已经卖到1788元一瓶，而茅台酒的出厂价是619元一瓶。由于在美国购买茅台酒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还有保证，以致有“出口转内销”或者“从纽约带几瓶茅台酒回来”的说法。由于国内有毒奶粉事件的影响，香港甚至限制中国内地游客最多只能购买两罐奶粉出境，超过此限额还被判处监禁。由于海外代购的商品量不断增加，中国海关也增强了随身携带物品价值的管理，凡是超过5000元的物品都需要缴纳关税。许多空姐因为进行代购的套利活动而被判处徒刑。

面对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在西方商场比国内商场便宜的现实，梅新育在2010年5月10日的《21世纪经济导报》上撰写了一篇《跨国物价比较的误读》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之所以很多人觉得中国的物价比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物价贵的原因是：第一，样本选择问题，梅新育认为应该用大众品而不是奢侈品进行比较，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中低收入阶层；第二，销售周期错位的问题，梅新育认为在西方价格便宜都是在尾货的折扣店销售的，而中国的产品都是在正规商场销售的；第三，区域错位问题，梅新育认为不应该把北京市的价格与华盛顿、洛杉矶的价格比较，要与纽约、巴黎的价格比较。显然，梅新育提出的几点理由，是非常有道理的，即总体的物价比较存在样本选择、产品生命周期和区域比较的问题。但是，梅新育的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同一种西方国家制造的奢侈品，为什么在中国卖得贵而在西方国家卖得便宜；同一件中国制造的物品，在西方国家卖得便宜而在中国卖得昂贵？

对于不同的商品存在国家之间的价格差，经济学告诉我们这是生产效率和资源禀赋不同的结果。这种价格差恰好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汽车、汽油、钢铁、笔记本电脑、服装、照相机等电子产品、高档化妆品、烟酒都是国外的便宜，我们可能用生产效率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进行解释。但是，对于同一种产品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价格差，经济学家习惯于称为价格歧视。有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奢侈品价格平均比香港高出45%，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例如，Levi’s 牛仔裤在纽约市价为40—90美元，而在北京市的价格为700—1000元；耐克运动鞋在纽约售价为45—130美元，而在北京售价为300—2000元；Coach包在纽约为100—300美元，而在北京市为2000—5000元。那么，如何解释贸易物品在中国和外国之间形成系统性的价格歧视呢？

在卡尔·门格尔看来，一件物品，要成为满足人们欲望的商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人类对此物的欲望；（2）使此物能与人类欲望的满足保持着因果关系的物的本身属性；（3）人类对此因果关系的认识；（4）人类对此物的支配，即人类事实上能够获得此物以满足其欲望。” ^[3] 当人们的欲望发生变化、产品的性质发生变化、人们对物品与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或者人们缺乏对物品的控制力和支配力时，物品就丧失了作为满足欲望的商品的性质。如果人们对这种物品的欲望特别强烈、产品的质量得到很好的保证、人们对这种产品与自己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非常深刻，并且能够完全获得和控制此物时，那么，这种物品的价值就会显得很大。特别是，当更多地体现了炫耀性消费的需求时，这种物品的价值就完全脱离了生产成本的束缚，几乎完全根据人们的偏好进行索价。门格尔把那些人们错误地归于物品的性质或者错误地认为能满足欲望的商品称之为“虚拟财货”，如化妆品、壮阳药、魔杖、雕像等，并坚信随着人们对需求和事物性质的认识加深，虚拟财货的数目就会缩小。当然，“虚拟财货”并未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而减少，这是因为绝大多数虚拟财货都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奢侈品就是如此。2010年，中国内地消费的高档奢侈品价值232亿美元，其中大约有130亿美元是从纽约、巴黎、东京和罗马等境外大城市购买的，还有65亿美元是从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购买的。

第一，根据门格尔的理论，产品质量差异的相对认知程度是造成中外产品价格差异的首要原因。由于产品质量监管的严厉程度不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品质量一般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品质量一般较低，甚至劣质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例如，食品农产品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在日本高达62410个，中国香港为6186个，中国仅有667个。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时，其产品质量一般认为低于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由于产品质量是价格的构成要素，因此，质量序列比较低的产品自然在发达国家的售价一般比较低。相反，当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时，质量的保证让受困于劣质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赋予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较高价值。这些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降低了消费者的鉴别成本和安全成本，自然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且，发达国家的品牌产品非常多，而发展中国的品牌产品非常稀缺，自然地，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因为稀缺而被赋予较高价值，而发展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因为品牌较差而被赋予较低的价格。

国际名牌产品或者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这主要是外国企业采取了声望定价和差别定价的方式。由于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愿意购买安全性高、质量过硬的产品，外国企业就利用质量光环效应，采取高价策略。在外国厂商的带动下，国内企业也纷纷仿效，不断提高产品的价格。

由于中国的产品价格高于国外，许多企业打起了出口转内销的主意。2010年，中国出口家具330亿美元，进口12亿美元。例如，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生产的家具，价格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打着这些外国旗号的家具，比中国生产的家具，价格至少高一倍以上。由于外国商标名的巨大附加价值，许多中国企业就将企业取一个洋名。例如，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阿诗丹顿（Usaton）、尚玛可床品（Saintmarc）、施恩奶粉（Scient）、卡尔丹顿服饰（Kaltendin）、吉诺·里兹、法国合生元（Biostime）、卡姿兰、凯芙兰、莲蔻化妆品、味千拉面、达芬奇家具、欧典地板。因为具有了洋名，达芬奇家具的一个酒柜标价17万元、双人床35万元。这些蓄意地贬低本国产品的做法，导致假冒外国产品的做法盛行，造成商人不诚实的心理和社会广泛缺乏信任、自信，也造成外国人轻视我们的出口产品。按照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看法，蓄意地贬低本国产品的做法，“抑制了贸易，使穷人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并且影响外国人的劳务”。

第二，产品的制度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差异，特别是政府税收和进口关税的差异。凡是发达国家，法律比较健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其制度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都比较低。凡是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十分完善，市场经济也处于发展之中，其制度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都比较高。高小勇说：“一个企业家去一个地方投资开发一商办公司，买设备雇人等支付生产性费用；但老板打交道的显然不只是自己的雇员，还有工商税务、警察法庭、卫生防疫、城市环保等等政府机构，以及为生产服务的其他企业，它们中有垄断的，这些交道都有费用，是非生产性费用，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易费用成本。”^[4]制度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商品税、政府收费、政府管制等形成的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就是企业在销售产品过程中所需要支付给其他企业和个人的过路费、过桥费、运输费用、商场上架费、月返费、年节费和其他物流成本等交易成本。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也比欧美国家高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税收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而欧美国家的税收以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而且，国内的物流成本远高于欧美国家。税收、物流成本和销售成本都会推高中国国内物品的销售价格。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测算数据，在每1000元的税收中，商品价格包含的税负在中国为700元、美国为168元、日本186元、欧盟300元。这些税负主要是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与美国奢侈品进口税率10%和8.25%的消费税率、法国奢侈品进口税率的3%和22.6%的增值税率相比，一款古驰手包，在中国的关税率为10%，增值税率为17%。一款豪华轿车，在美国和英国的价格为52—54万元，而在中国加上25%的进口税、17%的增值税和30%的消费税后，销售价格达到190万元。中国进口化妆品需交纳5.5%的关税，17%的增值税，30%的消费税，总计税率可能达到进口价格的50%以上。从法国进口的50毫升兰蔻化妆品，在中国内地的销售价格在695—895元之间，而在中国香港地区销售价为381—459元，进口价格为23元，税收差异显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进口瑞士的高档表，需要支付20%的消费税、17%的增值税和15%的关税。在市场价为2.6万元的一款瑞士欧米茄自动机械男表中，关税占3200元，消费税和增值税占7000元。平均而言，奢侈品零售价在中国由7个部分组成，原材料成本占5%，加工成本占10%，利润率45%，市场公关成本占8%，门店拓展成本占6%，人力资本占10%，而进口关税率达16%。

为了鼓励出口，中国对出口产品实行增值税的退税政策和企业亏损补贴出口的政策，事实上降低了出口的产品价格。但是，中国通过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的方式鼓励出口的政策，不仅造成中国产品在国外频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困扰，也造成出口的迅猛增加和外汇储备的疯狂积累。当所有的外汇储备都需要支付等值的人民币进行兑换时，这事实上加大了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和推动了国内物价的上涨。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增大了升值的压力。这样，人民币在国内的贬值和在国外的升值进一步增大了中外产品的价格差异，也造成了国内消费的萎缩和增强了出口支持力度的需求。

在发达地区，法治确保了制度成本是可以预期的，产权和契约制度确保了市场交易成本是可以预期的。在不发达地区，制度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随着交易从即期交易向远期交易或者长期投资发展而不断变得严重起来。不断变动的电费、水费、保险费、贷款、电信等政策都是可以遏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当“历代为官，大多都将口碑声名、升迁擢拔、权势显赫视为主要收益”时，人数众多和职能权限各不相同的下级官吏和工作人员就把设租和寻租当作攫取金钱的主要手段，企业的交易成本就会急剧上升。有的研究表明，将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送到纽约只需要支付物流成本1.5元，而从上海运输到贵州则需要支付6—8元的物流成本。而且，采购人员或者公司管理阶层的采购回扣潜规则，是导致产品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据有关报道，一台美国品牌的彩色血流图成像系统卖给医院的价格为98万元，送给院长的回扣达10万元；一台韩国产的三维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卖给医院的价格为160多万元，院长获得好处费多达30万元；一个合资企业生产的心脏固定器价格为2万元，医生的回扣就达3800元。各种产品的回扣或者“好处费”，最终包含在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中。由于产品的价格通常等于生产成本加上制度成本、交易成本和利润额，中国较高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就会使中国境内销售的产品价格比较高，不管这种产品是国内生产还是国外生产的都是如此。(www.daowen.com)

第三，规模销售和竞争激烈程度的差异。在假定生产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销售会降低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而且，较大规模的市场必然伴随众多的销售商进行价格和质量竞争，这也降低了销售价格。由于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国的市场实质上是高度分割的。市场规模的缩小间接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也强化了国外名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2010年中国进口化妆品4.71吨，进口额9.97亿美元，接近每公斤进口价格21.2美元（150元），产地法国的兰蔻化妆品每公斤进口价为50欧元（463元），产地西班牙的欧莱雅染发膏每公斤为7.53美元。由于国内市场特别是超市的垄断，进口产品占高档化妆品市场销售量的60%。

也许，国外企业在中国的垄断销售也是中国物价高的一个原因。表1-2列举了进口汽车的国内售价与国外售价之间的价格差。

表1-2 进口汽车的国内外售价（单位：万元）

如果考虑到汽车的进口关税25%、增值税17%、消费税最高40%，一辆进口轿车应缴纳的税款为车价的倍数，对于排气量为4.0升的汽车为1.44倍，对于排气量为3.0升的奥迪Q7和宝马X5为0.95倍。即使扣除税收部分，进口车在中国的售价仍然比国外高出近一倍。这可能与国外厂商的限价销售、4S店的垄断销售渠道、垄断零配件销售、禁止经销商跨区域销售等垄断行为密切相关。中国的价格监督和反垄断部门对进口汽车的价格畸高和可能的垄断问题开始进行关注。合生元、美赞臣、多美兹、雅培、富仕兰、恒天然等六家进口乳粉企业，因价格垄断，被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罚款6.68亿元。因为价格操纵为由，5家珠宝店在中国被处以1060万元的罚款。

第四，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产品价格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人们的信息不足所致。在市场相对封闭和商品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套利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价格之差。或者用经济学家柯兹纳（Israel M.Kirzner）的说法，中国缺乏足够的企业精神去利用市场失调和错误，并消除这种错误。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可能是与竞争性进入存在很大的障碍有关。随着互联网的信息披露和出口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中国和外国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性必然会降低。大规模的海外代购和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的海外旅游购买必然会缩小中国与外国产品的价格差异。

第五，炫耀性消费的差异。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产品的价格完全是主观的，是由市场参与双方的主观偏好和主观认知决定的，不管这种主观偏好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欲望。其中炫耀性消费在主观偏好中占据很大的作用。由于炫耀性消费意识的作用，国外产品就具有身份和地位的附加值。例如，每瓶拉斐酒在国内卖到上万元，在法国仅为几百元。由于缺少身份和地位，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就会严重“贬值”。

中国人崇尚名牌的心理，似乎比其他民族略胜一筹。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的面子文化和公款消费有关。名牌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实用性远不是主要的考虑之列。穿戴着名牌时装，挎着名牌手提包，腕戴名牌手表，成功人士、贵族的面子就会熠熠生辉。开着名牌轿车去谈生意，签合同就比较顺利。在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中，礼品消费占到了百分之六十。2013年春节期间，由于政府反腐倡廉的积极影响，中国奢侈品消费为8.3亿美元，比2012年春节期间的17.5亿美元的消费降低了50%以上。为了弥补市场规模的萎缩，海外奢侈品牌商采取了大幅度涨价的政策。比如，蒂芬妮的对戒在2013年2月份涨了1000多元，宝格丽的珠宝和手袋也涨了10%—20%。

中国高档和奢侈品昂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款和集团消费的强劲需求拉动，政府管制过多所带来的企业老板购买奢侈品“孝敬”官员的需求所致。例如，在2012年前，市场刀鱼的价格达到每斤2000元以上，餐馆的刀鱼价格达到每斤5000元以上，清明前的龙井茶和碧螺春也达到每斤四五千元。但是，从2013年初开始，中央政府遏制公款吃喝风和提倡节俭办公后，市场刀鱼的价格降到每斤800元，餐馆的刀鱼价格降到每斤1880元以上，清明前的龙井茶和碧螺春也降到每斤两三千元。茅台酒、五粮液也是公款吃喝炒高了价格。当“官员追捧啥，啥商品就会热销”时，公款吃喝和老板请领导吃喝就将商品的价格炒得很高。随着奢侈品和高档品价格的参考系作用，大量的产品也会不断上涨，以满足人们的炫耀性需求。

当产品质量认知差异、制度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差异、产品竞争程度差异和炫耀性消费的不同造成中国境内的产品价格昂贵和出口产品的价格便宜时，人均收入的低下使中国普通人的生活非常艰难。犹如本杰明·弗里德曼所说：“一个国家对幸福的感受并不来自对国家收入统计的研究，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个人感受。”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来自过去成长的经历和收入水平的变动，而且来自与周围生活的比较和体验。在封闭的环境中，同一个村庄或者社区的生活经验就是我们比较的主要对象。在旅游盛行和互联网的时代，不同国家或者不同社会的生活经验日渐变成我们比较的主要对象。当价廉优质的产品唾手可得时，人为的障碍会增加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

雪上加霜的是，持续攀升的房价更是将更多的普通人推入到贫困的深渊。妓女、贩毒和犯罪的人数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实际收入的降低为劣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劣质产品充斥市场为国外产品的高价销售提供了质量溢价，也增加了国内的监管成本和质量测量成本。例如，根据制定和实施标准的严厉程度不同，山东的姜农为出口生产无农药、产量低的生姜，为国内市场生产含有剧毒农药神农丹、产量大的生姜。这一方面造成国内产品的市场萎缩和国外产品的市场扩张，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炫耀性需求的膨胀和行贿受贿的泛滥。国内市场的萎缩伴随的是企业的经营不景气、失业率的上升、大学生找工作的艰辛和盲目的公务员热。这样看来，国内外产品的价格歧视就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201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