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说：“黄金和白银与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都会自然而然地寻找价格最高的市场，并且最有能力出得起这种价格的国家通常都会为所有商品提供最高价格。必须记住，劳动是支付给所有商品的最终价格。在劳动得到同样优厚报酬的国家中，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但在富裕国家中，金银很自然地比在贫困国家换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在生活资料充足的国家中，金银所换得的生活资料也会多于一个供应量一般的国家。”[1]

但是，谷物与黄金和白银一样是一种商品。因此，在富裕国家里如果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很高，谷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可以正确地说谷物可以换得大量的货币，因为谷物价高；货币也能换得大量的谷物，因为货币价格也高。这可以断言谷物的价格可高可低。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一个最好的观点莫过于一个富裕国家由于粮食生产困难的加大，使其不能以贫困国家相同的比率增加人口。这种困难必定提高粮食的相对价格并刺激进口。那么，货币或金银所换得的谷物怎能比在贫困国家换取更多呢？只有在谷物价格昂贵的富裕国家里，土地所有者才会促使立法机关禁止谷物进口。有谁听说过美国或波兰制定法律禁止农作物的进口呢？——在这些国家里，由于农作物的生产条件相对便利，大自然已经有效地禁止了农产品的进口。

所以，“如果把谷物和经人类劳动种植的其他植物排除在外，而其他所有的原始产品——家畜、家禽、各种猎物、地上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然会越来越昂贵。”我们怎能说这是正确的说法呢？[2]为什么只把谷物和植物排除在外呢？斯密博士贯穿在整个著作中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假设谷物的价格是不变的，并且虽然其他所有物品的价值都可能变化，但谷物的价值永远不能提高。按其说法，谷物永远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它所供养的人数永远不变。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说，布匹也永远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它所制成的衣服总是同样多。价值与衣食供给能力有何牵连呢？

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在各国谷物都有其自然价格。这种价格是生产所必需的，没有这种价格就不会有人去种植。正是这种价格支配着市场价格，才决定着向外国出口是否有利。如果英国禁止进口谷物，那么在英国每夸脱谷物的自然价格可能会涨至6英镑，而在法国的谷物价格仅为其中的一半。如果这时进口禁令废除，英国市场的谷价会下跌，但他不会下跌到6英镑和3英镑之间的价格水平，而是最后长期地下跌到法国谷物的自然价格水平之上。这种价格能把谷物提供给英国市场并为法国资本提供普通的一般利润。无论英国消费10万夸脱还是100万夸脱谷物都会保持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如果英国的需要量是100万夸脱，法国需要耕种次等土地以满足这一巨额的需求，谷物的自然价格在法国就有可能上涨。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英国的谷物价格。我所说的观点是，如果不是垄断商品，最后决定商品在进口国中售价的乃是出口国家中的自然价格。

曾积极主张商品的自然价格最终决定商品市场价格理论的斯密博士却举出一例，认为市场价格既不取决于出口国的商品自然价格，也不取决于进口国的商品自然价格。他说：“减少荷兰或热那亚的实际财富，而使其居民人口保持不变，并在削弱它们从远方国家取得供给的能力之后，谷物价格并没有随相应减少的白银量而跌落，相反却作为原因或结果上涨到饥荒时期的价格。”[3]

在我看来，事情的发生则恰恰相反：荷兰和热那亚购买力的普遍削减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使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谷物价格压低在其自然价格以下，而且不可能涨到自然价格以上。只有增加荷兰和热那亚的财富，才能增加需求，才能把谷物价格提高到原有价格水平之上。除非出现新的供给困难，否则这种情况是十分短暂的。

对这一问题斯密博士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缺乏必需品时，必须放弃一切多余之商品，这些商品在富裕繁荣时期价值上涨，而在贫困和萧条时期则价值下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继而说道：“必需品则不然，它们的实际价格，也就是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在贫困和萧条时期价值上涨而在富裕繁荣时期却会下跌。富裕繁荣时期总是极其丰裕时期，不然就不会成为富裕繁荣时期。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则仅是一种不必要之物品。”[4]

这里提出了两个毫无关联的论点：一个是在假设的情况下，谷物会支配更多的劳动，这一点无可非议；另一论点是谷物会以更高的货币价格出售，因而可换取更多的白银。我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谷物这时是稀缺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到平常的谷物供应量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上述假设的情形下，谷物是充足的，并没有假设进口量比平常少，也没有假设需求量增多。荷兰人和热那亚人要购买谷物就需要货币。为获得这些货币，他们只得卖掉不必要的物品。正是这些不必要物品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的跌落才使货币在相比之下似乎在上涨，但这不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也不会降低货币的价值，但这两个原因却是谷物价格上涨的原因。由于缺乏信用和其他原因可能会需要大量货币，致使它和谷物比较起来价值上升。但是没有正确的理由使我们提出在这些情形下货币贬值，因而谷价上涨。

当我们谈到不同国家的金银或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上升或下降时，总是要提到某种估价媒介。不然这一论点便不得要领。因此，如果不提到任何商品，只说英国的黄金价比西班牙的黄金价格高，这一说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谷物、橄榄、油、葡萄酒、羊毛的价格在西班牙比在英国便宜，那么用这些商品来估价，黄金价格在西班牙是很高的。相反，如果金属制品、糖、布匹等在英国的价格低于在西班牙的价格，那么用这些商品来估价，黄金价格在英国是很高的。因此，至于黄金在西班牙的价格高低，要看估价者用以估计黄金价值的媒介。把谷物和劳动作为普遍价值尺度的亚当·斯密会自然地以黄金所交换的二者的数量来估计黄金的相对价值。因此，当他谈到两个国家里的黄金相对价值时，我理解他指的是以谷物和劳动所估计的黄金价值。(www.daowen.com)

但我们已经看到，用谷物对黄金估价可能会在两个国家中产生相当不同的价值。我曾努力证明，黄金在富裕国家可能价低，而在贫困国家则可能价高。而亚当·斯密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以谷物估价的黄金价值在富裕国家会最高。无须进一步探讨哪种看法正确，二者都充分证明了拥有金矿的那些国家的黄金价格不一定较低，尽管这一见解由亚当·斯密提出。假设英国拥有金矿，假设亚当·斯密认为黄金在富裕国家中价值最大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尽管黄金会自然地从英国流到其他国家来换取商品，但却不能由此推断出黄金与谷物和劳动相比较时，英国的黄金价格必定低于其他国家的黄金价格。然而，亚当·斯密在另一处却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贵金属价格必定低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价格，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几乎都是出产贵金属矿山的独占拥有者。“仍然处于封建制度下的波兰，时至今日依然和发现美洲之前一样是个贫困的国家。但谷物的货币价格已经上涨了。在波兰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贵金属的实际价值已经跌落。因此，贵金属的数量也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必然同样按照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比例增加。但这些贵金属增加的数量似乎并没有增加其年产量，既没有改进该国的制造业和农业，也没有改善国民的生活条件。拥有金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可能是除波兰以外的欧洲两个最为贫困的国家。然而，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定低于在欧洲的其他地方。[5]因为运输不仅需要运费和保险，还要负担走私偷运的费用，而且贵金属的输出不是被禁止就是要纳税。因此，按照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这两个国家的贵金属数量必然多于欧洲其他地方，但这两个国家比欧洲大多数地方都要贫困。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制度都已废除，但继之而起的制度也没有好多少。”[6]

在我看来斯密博士的论点似乎是：黄金在用谷物估价时，它在西班牙的价格比在其他国家要低廉。其证明是，其他国家不是向西班牙出口谷物来换取黄金的，而是用出口的布匹、糖和金属制品来换取的。

[1]《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一篇，第11章，第189页。

[2]《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一篇，第11章，第216页。

[3]《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一篇，第11章，第190页。

[4]《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一篇，第11章，第191页。

[5]李嘉图此处略去“因为它们从这些国家运送到欧洲所有其他地方”。

[6]《国富论》，坎南版，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一篇，第11章，第238页。斜体为李嘉图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