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支付这种劳动报酬的多少。[1]

亚当·斯密曾经说：“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意：有时表示某种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则指占有此种物品所表示的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他接着又说：“使用价值极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反之，交换价值极大的东西，使用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2]水和空气是极其有用的，是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在正常情况下却无法换取任何商品；与之相反，黄金与空气或水相比用处很少，但它可换取大量其他商品。

所以，效用虽然对交换价值绝对重要，但它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如果一种商品毫无用处——或者说，如果它无法对我们的需求满足有所贡献——那么不管它怎样稀缺，或者获取时需要多少劳动，这种商品都不具有交换价值。

具有效用的商品获取其交换价值的来源有两个：稀缺性和获取商品时所需的劳动量。

有些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的。劳动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因此其价值不能由于供给的增加而减少。属于这一类的物品有，稀有的雕像和绘画、稀少的书籍和古币以及在特殊土壤里栽培的葡萄所酿制的数量极有限的特制葡萄酒等。它们的价值与最初生产时所需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随着愿意拥有它们的那些人的财富状况和偏好程度一同变化。

然而，这些商品仅占市场日常交换商品的很小部分。迄今为止，人类所需要的商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劳动获得的；如果我们为获取它们投入必要的劳动，它们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可能在许多国家都会成倍地增加。

所以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规范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则时，我们通常会认为，人类只要进行劳动，这类商品的数量便会增加，为生产这些商品会产生无限的竞争。

社会形成初期，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决定一种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所应付出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3]在每种商品上所耗费的相对劳动量。

亚当·斯密说：“每件物品的实际价格，每件物品对于那些想得到它的人的实际成本，就是获取它时所耗费的辛劳。每件物品对已经获取它而又想将其出售或用其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它的实际所值即是这件物品使他自己节省并转加给他人的那份辛劳。”“劳动是第一价格，是支付一切商品的最初购买货币。”他又说：“在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以前的社会初期和野蛮状态中，获取不同物品所需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能为这些物品相互交换提供尺度的唯一条件。比如，在游猎民族中，捕杀一只海狸比捕杀一只野鹿要多耗费一倍的劳动，那么一只海狸自然就会交换两只野鹿，也就是值两只野鹿。在正常情况下，通常费两日或两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两倍于通常费一日或一小时劳动的产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2页和第49页，第5章和第6章。坎南版，第一卷。）

除那些不能由人类劳动所增加的东西之外，这一点实际上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在这门科学的发展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最多的莫过于价值一词的含糊概念了。

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所增加，就一定会增加劳动商品的价值，劳动量每有所减少，其商品价值也必然减少。

亚当·斯密如此准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最初来源，他必须使其说法前后一致，应该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随生产它们时所费的劳动量而发生变化。但他自己提出了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并说物品的价值随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衡量标准的量而发生变化。他有时把谷物作为衡量标准，有时又把劳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所说的劳动，不是指投放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而是指该商品在市场上能得到的劳动量。好像这两种说法等同，也好像是因为一个人的劳动效率提高一倍，他因此而生产的商品数量便增加一倍，他用这种商品来进行交换时所得到的数量必然会比以前增加一倍。(www.daowen.com)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是与他的生产量成正比，那么投在一种商品上的劳动量与该种商品所能换取的劳动量就应相等，并且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准确地衡量另一种价值的变化；但是两者并不相等。前者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标明他物价值变化的不变标准，而后者会受与之相比较的商品的波动的影响。亚当·斯密在非常恰当地指出金银这类可变媒介不足以用来决定他物的不同价值之后，自己又选定了谷物或劳动来作为媒介，而这两种媒介同样是可变的。

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无疑会因为发现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矿山而发生波动。但这种发现并不常见，其影响虽然很大，但只局限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它们也会由于采矿技术和机器的改进而发生变动，因为技术和机器改进的结果导致用相同的劳动取得更大的产量。它们还会因为矿山经连年开采生产之后产量减少而发生波动。但在这些引起波动的原因当中，谷物能免受哪种原因的影响呢？从一方面来说，农业的改良、机器的耕种和农具的改进、由他国耕种并影响每个自由进口市场谷物价值的新良田的发现，难道不也影响谷物的价值变化吗？从另一方面来说，禁止进口，人口及财富的增加，在贫瘠土地上耕作所耗费的更多劳动量所导致的增加供给的更大困难，这些原因不是也会使它的价值提高吗？劳动价值不同样是可变的吗？和所有其他物品一样，它不仅受始终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供求比例的影响，而且也受劳动工资所用于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

同一国家中，某一时期内生产一定数量的食物和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可能是很久以后所需的劳动量的两倍，但劳动者的报酬可能不能减少。如果劳动者在前一时期的工资是一定数量的食物和必需品，那么要减少这一数量，他可能就无法维持生活。如果用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来计算，在这种情况下，食物和必需品将会上涨百分之百。但是，如果按其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来衡量，其价值几乎没有增加。

这一说法也可适用于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在美国和波兰，在新近耕种的土地上，任何一定人数一年的劳动所生产的谷物都比英国类似土地上生产的谷物要多。[4]现在，假设这三个国家所有其他必需品都同样低廉，那么得出结论说支付给劳动者的谷物量在各国中都与生产设施成比例，岂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

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进，生产劳动者的鞋和衣服所需的劳动量仅占目前的四分之一，那么这些东西的价格可能会下降百分之七十五。但劳动者因此能够总是消费四件衣服而不是一件，消费四双鞋而非一双，目前为止还远非现实。劳动者也许[5]在短时期内受竞争的影响和人口增加的刺激，会将自己的工资与用其购买的必需品的新价值进行调整。如果这些改进扩大到劳动者的一切消费品上，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与任何其他在生产上没有做出改进的商品相比，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经大大降低；尽管生产它们所用的劳动量已大量减少，但数年后，劳动者所拥有的享用品即使有所增加，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亚当·斯密说：“由于劳动购买的东西可能时多时少，这是商品的价值在发生变化，而非购买商品的劳动价值发生了变化，”所以“自身价值永远不变的劳动才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评定和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最终真正标准。”[6]如果我们附和这种说法，那就是错误的。但亚当·斯密的原先说法是正确的。他曾说：“获得各种不同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相互交换提供尺度的唯一条件。”[7]换句话说，正是劳动所产生的各种商品的相对数量决定着商品的现在或过去的相对价值，而不是为交换劳动而给予劳动者的商品数量决定商品的现在或过去的价值。[8]

有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我们想知道究竟是哪一种商品的价值真正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其中一种商品的现在价值和鞋、袜、帽、铁、糖以及一切其他商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所能交换的这些商品的数量和以前相等。而我们把另一种商品与上述相同的商品进行比较时，发现相对于所有这些商品其价值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我们能很有把握地推断出变化就发生在该种商品上，而不是与之相比较的那些商品上。如果更加具体地探究与这些不同商品的生产有关的一切条件时，我们就会发现生产鞋、袜、帽、铁和糖等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和资本恰好和以前相等，但生产这种相对价值已改变的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和资本却和以前不同，可能性变成了肯定性，我们肯定变化发生在该商品上：我们这样也发现了其变化的原因。

如果我发现一盎司黄金换取的上述商品和许多其他商品的数量有所减少，并且如果我发现由于新的矿藏更丰富矿山的发掘，由于有利地使用机器，用较少的劳动量就可以取得一定量的黄金，那么我就有理由说，黄金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值变化的原因是其生产的更大便利性，或获取它时所必需的较少的劳动量。同样，如果劳动的价值相对于所有其他物品而言大大下降，并且发现它的下降是由于生产谷物和生产劳动者其他必需品更为便利的条件造成的，从而使得供给更加充足，那么我认为我可以正确地说，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值下降是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减少的后果；并且还可以说，劳动价值的降低是随着这种为劳动者提供生产资料的更为便利而带来的。但是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先生却说不对。他们认为，就黄金来说，把它的变化称为价值下降是正确的，因为谷物和劳动还没有发生变化，并且由于黄金所能换取的谷物和劳动以及其他一切物品的数量比以前要少，所以说，一切物品的价值都静止未变，只有黄金发生了变化。这是正确的。但当谷物和劳动的价值下降的时候，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尽管我们承认它们的价值可能发生变动，但我们已选定它们充当价值衡量标准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谷物和劳动的价值不变，而所有其他物品的价值上升了。

现在我要反对的正是此种说法。就黄金而言，我清楚地发现，谷物与其他物品之间价值变化的原因是生产谷物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减少。因此，根据一切正确推理，我必须把谷物和劳动的价值变化说成是它们价值的下跌，而不是与之相比较的其他商品价值的上升。如果我雇一个人工作一周，付给的工资不是10先令而是8先令，货币的价格如果不变，这位劳动者用8先令所购买的食物和必需品可能比以前用10先令所购买的要多。但这不像亚当·斯密和后来的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是工资的实际价值上升的结果，而是由于用工资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下跌造成的结果，这两种情形截然不同。然而，因为我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工资实际价值下跌的结果，有人说我采用了与这门科学的真正原理不能相容的新奇说法。[9]但是在我看来，反对我的人所采用的说法才是新奇而又确是前后矛盾的。

假设在谷物的价格是每夸脱80先令时，劳动者一周的工作所得的报酬是1蒲式耳谷物。而当谷物价格跌落到40先令时，他所得到的谷物是1.25蒲式耳。再假设他在自己家里每周消费0.5浦式耳谷物，其余用来交换燃料、肥皂、蜡烛、茶、糖和盐等其他物品。如果在价格为40先令时他所剩下的3/4蒲式耳谷物所能换取的上述商品没有在价格为80先令时所剩下的0.5蒲式耳谷物所换取得多，那么这份劳动的价值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亚当·斯密不得不说是上升了，因为他的标准是谷物，劳动者一周的工作得到了更多的谷物。但亚当·斯密又不得不说是降低了，“因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因占有该物而取得的购买其他物品的能力”，[10]并且劳动具有的购买此类商品的能力已经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