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上所说,已可知“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其好坏全在于其记述之是否真实,是否与所纪之实际相合。
近人多说写的历史,宜注重寻求历史中事情之因果。其实所谓一事之原因,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先行者(Antecedent);所谓一事之结果,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后起者(Consequent)。凡在一事之前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先行者;凡在一事之后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后起者。一事不能孤起,其前必有许多事,其后必有许多事。写的历史叙述一事,必须牵连叙其前后之事,然其前后之事又太多不能尽叙,故必择其不能少之先行者与后起者,而叙述之。自来写的历史,皆是如此,固不必所谓“新历史”,乃始注重因果也。不过写的历史,所叙一事之不能少的先行者或后起者,有非不能少者。如叙战事之前,先说彗星见;叙帝王无道之后,即说日蚀之类。然此乃由于各时代史家对于一般事物之见解不同,非其写的历史之目的或方法不同也,写的历史之目的,在求与所写之实际相合,其价值亦视其能否做到此“信”字。
历史之活动的事情,既一往而永不再现,写的历史所凭之史料,不过亲见或身与其事者之述说,及与其事情有关之文卷及遗迹,即所谓“文献”是也。此等材料因与所叙之历史,直接有关,名曰“原始的史料”(Original Source)。其有对于一事物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记录,本为写的历史,但因其对于其事物之发生或存在之时较近,后来史家,即亦引为根据,用作史料。此等史料,名曰“辅助的史料”(Secondary Source)。(www.daowen.com)
历史家凭此史料,果能写出完全的“信”史与否,颇为疑问。世有史家,或为威劫,或为利诱,或因有别种特别的目的,本无意于作信史;如此之流,当然可以不论。即诚意作信史之人,其所写历史,似亦难与历史之实际,完全符合。马克斯诺都有言:客观的真实之于写历史者,正如康德所说“物之自身”之于人的知识。写的历史永不能与实际的历史相合。(见所著《史释》Nordau: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12)此言虽或未免过当,然历史家欲作完全的信史,实有许多困难。《易·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卷七,《四部丛刊》本,页十一)《庄子》云:“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庄子》卷五,《四部丛刊》本,页三十五)言尚不能尽意,即使现在两人对面谈话,尚有不能互相了解之时,况书又不能尽言。又况言语文字,古今不同,吾人即有极完备之史料,吾人能保吾人能完全了解之而无误乎?吾人研究古史,固不全靠书籍,然即金石文字,亦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研究历史,惟凭古人之糟粕,而此糟粕亦非吾人所能完全了解。此其困难一也。即令吾人能完全了解古书,又有好学深思之士,心知作书者之意,然古书不可尽信,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尽心》下,《孟子》卷十四页二)历史家固可以科学方法,审查史料,取其可信者,而去其不可信者,所谓对于史料加以分析工作者;或于书籍文字之外,历史家另有其他可靠的史料。然史料多系片段,不相连属,历史家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运以想像之力,使连为一串。然既运用想像,即搀入主观分子,其所叙述,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此其困难二也。研究自然科学,若有假设,可以实验定其真伪。而历史家对于史事之假设,则绝对不能实验。韩非子所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韩非子》卷十九,《四部丛刊》本,页七)所谓“人死无对证”。此其困难三也。有此诸困难,故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其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
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符合。且写的哲学史所凭藉之史料,纯为书籍文字;则上述三种困难,尤为难免。所以西洋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西洋哲学史,则何止百部,其中无有两个完全相同。中国哲学史亦只有一个,而写的中国哲学史,则有日渐加多之势。然此人所写,彼以为非,彼之所写,复有人以为非,古之哲学家不可复生,究竟谁能定之?若究竟无人能定,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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