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丈土地，整顿税制

马鸿逵在宁夏军阀统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封建性的地租剥削。但为了进一步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和物资供应，马鸿逵及其幕僚、亲眷也引进和兴办了一些近代的制造业，从而使宁夏地区缓慢地开始迈出近代化的步伐。随着马鸿逵在宁夏统治的确立，战乱的停止，民间的商业活动也逐渐活跃，并出现民办制造业。而马鸿逵则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控制金融，垄断贸易，官商结合，对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马鸿逵统治宁夏后，首先着手清丈土地。在1933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省省政会议上，马鸿逵提出清丈土地，落实田赋，整顿税收。会后，增设宁夏垦殖总局（后改为地政局）职掌其事。省政府制定颁发了《宁夏清丈地亩条例》，选派人员分赴各县，着手清丈，以弓量亩，视土定等。到1935年1月，全部清丈完毕。除盐池、同心、磴口等县山地尚未清丈外，宁夏、宁朔、平罗、金积、灵武、中卫、中宁7县，共丈清熟田1828750亩，较旧额“增益”100万亩以上。据此，省政府拟定赋制，即令财政厅改定田赋科则。宁夏原有田赋名目繁多，有正税、附加之分。正税包括了丁粮、地粮、草束；又有耗羡、盈余、斗尖、验粮、看粮等陋规；附加包括粮石附加、地亩附加、五五盈余、一五耗羡、百五经费等，还有建设费、教育费、公安费、乡镇费、保甲费等临时加派，总共达30余种。财政厅按土地种类及开支情况，厘定田制为7等份，分别轻重，课征正税及附税，其余在税册中一律取消。经此整顿，田赋收入骤然增加。1934年全省田赋及每亩2元左右的清乡费合计征收130余万元，而1936年土地清丈后的田赋收入即达255万余元。^[44]其中133万余元系按每升两角的价格折收粮食，共折收小麦73240余石。而马鸿逵家族拥有的上等水田1800亩、滩田湖地千余亩，另有霸占陶乐等县荒地5000余亩，均不纳田赋，亦无人敢问。

沉重的田赋负担使农民无法承受，逃荒流亡外省的农民不断增加。1935年后，连续2年田赋收入减少。1936年为229万余元，1937年为192万余元。马鸿逵又于1937年6月开始进行第二次土地清丈。

▲挖野菜充饥

第二次土地清丈，采用“小三角测量”的方法。于1938年7月完成，“测量所得地额，较前丈时复益增30余万亩，共计2255555亩”。地政局在此次清丈中编造了“地籍册”，以管理土地变动。(www.daowen.com)

1940年，马鸿逵使用第二次清丈册籍，将田赋改称为地价税，收入为2587255元，折征粮食总数超过8万石。全省军政人员约10万余人，以全省70万人口，养活10余万军政人员，农民负担十分沉重。马鸿逵借口军粮和抗战征实，在各县乡遍设军粮局，催粮要草，如狼似虎。到1940年，马鸿逵在9个产粮县共设30多个军粮库，10多个炭草场，全部官兵达500余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征收网。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开始，各县即填发通知单，令农民向指定粮库交粮。所以收购价极低，往往仅为市价之半，有时低至市价十之二三。^[45]

除清丈土地，增加田赋外，马鸿逵还整顿税制，增加财政收入。来宁初期，征税仍沿旧制，一切税收均招商（官）承包（主要由其师旅长及厅处长承包），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名目繁多，混乱不堪。马鸿逵下令于1935年元旦起，废除地亩捐、粮石附加及屠宰捐、婚书费、油房捐等16项捐税，同时，收征契税、营业税、房捐、船捐、驼捐。1935年上述各项捐税总计征收66．5万余元。^[46]后来，捐税的名目又日益增多。

马鸿逵于1935年1月废除税收官包，由财政厅统一征收。1940年，为进一步增加税收，又重新颁布各地方税局组织条例，规定长收比额一至六成以上者，分别提予奖金百分之十至四十；短征比额一至三成者，罚薪一至四月；短征四至五成者，议处或撤职议处。同时，派遣财政视察员轮流考察，规定各税局截留查验办法，互相监督。这样，就将1935年以前年收二百八十余万元税款额，提高到1937年的五百四十余万元。^[47]

在税收上，马鸿逵还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在“国税”上进行争夺。经过多次讨价还价，马鸿逵陆续向南京国民政府争来各种协款，计有：每月印花税协款1.5万元、卷烟特税协款1万元、盐税协款6万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库支绌，依全国通例，均按七成协济。以后又领到每月协济军费10万元，协济建设专款5万元，补助公务员薪饷3万元。1940年后，绥包沦陷，宁夏地方商业大为萧条，所谓“国税”收入从每年100余万元锐减至数十万元。马鸿逵一再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协款，不再截留国税。最后，索价协款234万余元，连盐税一并交给国民党中央政府。^[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