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政府恢复封建秩序

西北回民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之后，陕甘总督左宗棠即制定了一系列强化封建统治的措施，对陕甘地区加强了控制。

西北的回民起义主要集中于宁夏金积，甘肃河州、肃州，青海西宁一带。清朝统治者认为，回民聚居一地，官府若不采取“根治”，迟早还是“变乱之源”。因此，左宗棠决定采取迁徙宁灵地区的回民于外地的办法，以达到“涣其群，孤其势”^[1]的目的。左宗棠提出迁徙的原则是：一是迁徙之地“须为荒绝地亩，且有水灌溉”；二是“须自成一个片段，又使聚族而居，不与汉民杂处”；三是“须为一片平原，缺山河险恶之利，距大路远近适宜，以便管理……”^[2]左宗棠反对当时蜀军统领黄鼎把回民迁往江南，实行民族同化的主张，他认为：“自古迁徙之举，均系自内及外，无由边迁腹之例。局外议论，非所敢知。然熟察情实，非此不能杜衅隙而靖边疆。”^[3]按照这一要求，将金积堡的回民老弱男女一万二千余人，迁至宁夏南部固原山区“拨荒安插”；把金积堡的陕西回民万余众，迁至平凉化平（今宁夏泾源）一带。^[4]从此，“化平人民分回汉两族，回族占有百分之九十九”^[5]；将马家滩（今青铜峡市中滩）的回民，迁至张家川；将王洪堡的回民，迁至灵州附近；将固原居住的陕西回民数千人，迁往平凉大盆沟一带；^[6]宁夏府城的回民，强迁灵州、吴忠堡等地；还将河州之陕回万余人，迁至平凉、会宁、静宁以及安定（今甘肃定西县）各处；西宁之陕回近万人，亦安插于平凉、秦安及清水河等处。^[7]据《重修隆德县志》记载：“自经同治杀劫后，全县属地十庄九空。于是秦安人、静宁人负耒而来。回种各派，则陕西回、河州回，随安插而聚。及编门牌、清丁口，本户十之二三，客方十之七八。”光绪元年（1875年）又将“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鹞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

金灵地区的回民，大部分被迫迁徙到贫瘠地区，生活在山边、滩边、湖边、渠梢，所谓“三边一梢”之处，穷困潦倒。与此同时，左宗棠却把投降清军的董福祥、张俊、李双梁等“董字三营”的眷属2200百余口，从远在陕北干旱少雨的瓦窑堡地区迁至沃土良田之处的金积堡、马家滩，改善了生活条件，还可以起到监视回民的作用。

元朝时不少“回回人”到甘肃等地落户，明代初期，又有不少回民以“归附土达”的身份，来至固原各州县居住下来，在许多地方形成了回族聚居点。明末清初时，甘肃地区，“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泯，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8]。但是，甘肃境内几经战乱的蹂躏，广大回汉族人民，本已困苦交迫，现又在暴力强制之下，迫使早已定居各地的回民背井离乡，南迁西徙，致使广大移民饥馑冻馁，遭受了极大灾难。当强行移民之际，左宗棠又命地方官吏，严厉“编审户口”，设立保甲制度。在“编审户口”的过程中，他们认为凡是参加过起义的所谓“附逆罪行者”，即予以血腥屠杀。如在金积回民聚居区，官府鼓动汉民指控曾经参加过起义的回民，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迁徙异乡。

在金积堡，对回民起义首领马化龙的亲属，进行了更为残酷的迫害。马化龙的男性后裔大部分惨遭杀害，亲属女眷40余人，发往云南和新疆两地为奴。其余亲属和部众，多遭屠杀。还将马化龙家族和参加金积堡起义的回民家产，定为“叛产”强行没收，并折为银两分给清军官兵。又把吴忠堡的清真寺拆除，建起被回民起义军击毙的刘松山和死亡官军的“公祠”，占用许多回民田地为“公田”，作为埋葬死亡官军的坟茔地。(www.daowen.com)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元月，左宗棠令宁夏道员阿斯咏、署宁夏府知府李藻、代理灵州知州王翔等，合力办理金积堡“善后”，在金灵地区进行编审户口，设立保甲制度，并发放门牌，以分别“良莠”。同时，清政府在甘肃回民起义地区，决定“增改县治，缩小辖境”，来维护地方封建统治实力。在回民聚居的泾河上游设置化平川直隶厅，将原属平凉府统辖的固原州，也改为直隶州，州城西南的硝河城是固原县扼要之处，且为回民集聚之地，增设州判1人、千总1人。又将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设为海城县。在首先举起反清旗帜的豫旺地区于下马关新置平远县。在马化龙的家乡金积堡设置宁灵厅。将原驻府城的水利同知，改为宁灵厅抚民同知，移往金积堡。为加强对回族人民的控制，在化平设化平营，在硝河设硝河营，在金灵添设灵武营，并各置参将1员。清政府及其封疆大吏左宗棠，采取以上措施，以挽救清廷在宁夏统治的危机，同时又是镇压回民起义政策的继续。显然，这种高压政策只能加深矛盾，给民族问题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甘肃地处西北高原，天灾严重，又兼多年来兵连祸结，本来经济就落后，加之军费增加，清政府又无力顾及，财政更是困窘已极。地方官府为解急需，虽不断铸造铜钱、铁钱，或改行“钞法”，以及加捐加税或任意强征苛派，都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在经济方面不得不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是清丈地亩和调整税则。光绪元年（1875年）冬，左宗棠下令清查地亩。根据地形，把土地分为川地、原地和山地三等，其中川地为上等田，原地为中等田，山地为下等田，每等田又分为上中下三级。规定清丈地亩后，须按土地数量和类别，并根据各州县原有田赋总额分摊税收指标。又规定，每粮一石，征银二分一厘一毫，未经清丈土地，仍旧不变。但事实上，经过10余年战乱，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各州县都不能完成这项规定所缴纳的田赋总额，因为一般地主富户，对其地亩数额和土质，不是以多报少，就是以劣代优，实行的结果，多是把这种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田赋征收仍是不能足额。于是，左宗棠又以“广招流亡协助归农”作号召，在平凉、华亭、静宁、隆德、平远、灵州等地普遍招垦。为了推行这项政策，清政府又在清赋章程中明文规定：凡是承垦荒地，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这项“招垦”之策对招垦来的贫苦农民，以取得科试籍贯为诱饵，起到了安定人口，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其二是加税征厘。清政府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筹军饷不足，军饷浩繁，“征赋粮一升，附加军面四至七斤”；清军每占一地，就开征或加征该地厘金。大致每府或隶厅州治所，均设一厘局，其余所属地方设立官卡。在宁夏府则设一府局，其下设有中卫、惠安堡、花马池、石嘴山、横城堡、吴忠堡等卡。又在产盐的盐池地区或由盐池运往各地的“要道”设立厘局，专收盐厘。

其三是大借外债，左宗棠为解决甘肃财政支出，以借外债为其重要措施之一。自他入甘后，由于镇压回民起义财政上的困境，他先后举借外债达5次之多，总金额高达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左宗棠举借外债，不惜接受苛刻的条件，利息之高，超出一般借款惯例。这些负担最终仍落在宁夏及甘肃回汉各族人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