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我国气候学家竺可桢先生认为，唐代我国的气候进入一个温暖期^[54]，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宁夏地区气温也要比现在高得多，诗人王昌龄的《塞下曲》描写的是今固原一带的风光，他写道：“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有蝉鸣桑林，表明气温较高。灵州等地几次奏黄河水清^[55]，也说明唐代时宁夏植被情况良好。优越的自然条件给发展农业、畜牧业提供了先决条件。

唐代宁夏地区的农业、畜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宁夏地区农业、畜牧业得以较大发展，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依赖于唐政府在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屯垦、官牧是经济发达的两大重要支柱。

宁夏北部地区在隋代已经大兴屯田。当时，军旅四起，粮食长途转运非常不便，朝廷命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56]。唐代初年，政治形势稳定以后，灌溉农业得以恢复，修复了许多水利设施。汉渠，位于灵武市南五十里。从汉渠向北流四十余里有一“千金大陂”。陂，有水堤、水塘的意思。其蓄水量可能很大，因为在“千金大陂”的左右，还有胡渠、御史渠、百家渠等八条支渠。灵武市北四十二里，有一“千金陂”，长五十里，宽十里。回乐县北魏时期大将刁雍曾开艾山旧渠，引黄河水可灌溉公私田多达四万余顷，唐时得以继续利用。其县南六十里的薄骨律渠，可灌溉一千余顷。贺兰山的东面黄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以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57]。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听（一作昕）对灵州境内光禄渠重加以修浚，可灌溉良田千余顷。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灵州特进渠又被修通，可有营田六百余顷。唐代仅宁夏北部地区便有可灌溉的良田多达五万余顷。天授初年，大将娄师德受命在灵州等地督导营田，他勤于领导，“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亦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58]。生产粮食的数量当相当可观。除此之外，果树的栽培在宁夏地区也获得巨大的成功，诗人韦蟾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塞北江南景色跃然纸上。宁夏南部的原州也有一些可耕种的土地，宰相元载议修复州城时曾说：“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59]灵州，不但是当时的粮食生产基地，而且也是转运集散地。陈鸿祖《城东老父亲》载，“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60]。

▲瑞兽花草纹铜镜（唐　原州区征集）

▲菱花形仙骑铜镜（唐　原州区城内出土）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和农业人口密切相关的。从《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和《通典》等书提供的灵、原二州人口数据来看，宁夏地区人口在唐时有很大的增长。《旧唐书·地理志》中所谓“旧领”人口数，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贞观年间人口数。^[61]从唐代灵州、原州人口统计表中所列可以看出，贞观年间开始，宁夏地区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开元年间，七十余年中，原、灵二州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三倍；开元到天宝四十余年中，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虽然没有原州人口户数数据，如果仅从天宝年间的两组数据分析，原州人口仍保持增长趋势。可以肯定，天宝年间宁夏地区人口达到唐代的最高峰，这一现象和全国人口总数“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62]的情况完全相吻合。

唐代灵州、原州人口统计表

*《新唐书·地理志》卷三七所载天宝年间人口与《旧唐书·地理志》卷三八载人口完全相同。(www.daowen.com)

尽管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鼓励人们屯田的措施，但是灵州等地仍有一些可耕之地荒芜，这种情况在吐蕃占领时期变得更为严重。太和末年，灵州等地土地辽阔而且十分肥沃，但是，当地居民耕种技术却较为落后，以致户部尚书王起奏请在灵州等地专门设置营田官吏，督办营田事务。^[63]唐与吐蕃在清水结盟时规定，双方边界之地均不得筑城耕种，贺兰山界中间全部为闲置良田。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原、安乐、秦三州七关被唐朝收复以后，唐宣宗曾特别诏谕，以鼓励耕垦营田。“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凤翔、宁、灵武、泾原守镇将士，如能于本戍处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子种，每年量得斛斗，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64]并且规定，今后京师内罪犯有适于流放处罚者，均发配三州七关等十处^[65]进行耕垦营田。

唐代宁夏地区的畜牧业依旧占居很重要的地位。《隋书·地理志》中特别指出，安定、北地等六郡“勤于稼穑，多畜牧”，“平凉、朔方、盐州、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上述诸地几乎完全囊括了现今宁夏地区，多尚武节和多畜牧成为经济和人文的明显特征。

隋代在西北设置陇右牧监，形成以原州为中心的军马官牧，并设置总监、副监、丞以统领诸牧。总监似由原州刺史兼任，因为在唐贞观年间于原州设立陇右群监牧使一职时，仍以原州刺史为监牧使，表明隋代该职也曾由原州刺史充任。隋末，监牧官马成为各种势力掠抢的主要财富，白瑜娑、薛举、梁师都等都曾掠夺官马。监牧官兵曾举行起义，“平凉（今原州区）奴贼”数万人曾围攻扶风郡，后千余骑落入李世民部将手中。唐代初年，由于官马需要量很大，陇右牧监完全废弛，唐太宗仅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县）得到牝牡三千，用这些马“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治）原州城内，东使寄理（治）原州城内”。“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66]监牧的建立，在西北形成一个以原州为指挥中心的牧马区。分东南西北四使掌管，而每个使都统有若干监。以天宝年间为例，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在宁夏境内的最少也有十六监。监又分上中下等，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为中监，一千匹为下监。在一马群中还设有牧长尉，管理十分严密。牧监官员的地位也相当高，上监牧监为从五品，中监为正六品，下监从六品。对牧监官还有一套考核办法，“其马皆印，每年终，监牧使然按孳数，以功过相除，为之考课”^[67]。在监牧边境修筑城堡，挖掘长壕，加以隔离。原州城西侧的监牧地就“皆有长壕巨堑，重复深固”^[68]。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马匹增长的速度很快，从贞观到麟德，仅仅三十多年间，马匹从几千匹增至七十六万匹。牧监“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地，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之”^[69]。后来，还在盐州置八监。这些监，仅有少量的有名称，如乌氏、木峡、万福，大部分监名已佚。突厥、铁勒、昭武九姓和党项降户均以从事畜牧业而见长，畜产品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他们与唐朝互市。王忠嗣在朔方时，曾高估马价，以引诱诸蕃，诸蕃竞相求市，“国家买突厥马年，突厥得国家彩帛”^[70]，双方互利互惠，各取所需。直至吐蕃时期，唐朝还在灵州、夏州等地购买一万余头耕牛，分给京城附近的贫苦百姓。

▲玉钗

（唐　原州区南郊乡羊坊村出土）

但是，宁夏地区位于边防要地，战事频繁，给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广德年间以前，吐蕃人不时入侵掠马，广德后，河陇陷于吐蕃，原州、安乐州等沦为吐蕃领土，唐朝官牧尽失无遗，宁夏地区畜牧业遭受沉重打击，直到唐末依然没有能够恢复。吐蕃在占领区也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唐与吐蕃战争取胜后，所得战利品主要是马牛羊等畜产品。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朔方军破吐蕃于灵武，获羊马数千。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平凉镇遏使郝玭攻破原州后，获马牛羊不知其数。吐蕃人长期居住原州、会州之间，每次都以牛运粮，运完粮以后，牛以供宰杀外，便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李泌给唐德宗出主意，用库藏的旧缯重新进行染色，再让党项人用这些“恶缯”与吐蕃人进行交换。每头牛不过用二三匹，共用十八万匹缯，可换得六万余头牛，再用这些牛在关中开垦肥沃的荒地，这样，不用减戍卒，不扰百姓，又可得到粮食。^[71]吐蕃占领时期有沦陷区百姓，基本上都沦为从事畜牧业的奴隶。

唐代宁夏地区有许多独特的产品向朝廷进贡，主要有野生药材、矿物、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牲畜、畜产品和各种手工业品等。原州有白毡、覆鞍毡、龙须席、布和麻；盐州有盐山、木瓜、狩牛；灵州有甘草、青虫子、鹿皮、红花、野马皮、鸟翎、雕翎、鹿角胶、杂筋、麝香、花苁蓉、赤柽、马鞭、红兰、代（岱）赭、白胶、鹘、白羽、野马、野猪黄、吉莫、、毡、库利、印盐、黄牛臆等。^[72]从以上贡品可知，唐代的宁夏自然植被情况良好，野生动植物很多，畜牧业和与之相适应的狩猎业相当发达，并且有一定的手工纺织品，其中以毛纺织品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