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西夏的党项羌原为游牧民族,建国以后一向以武功立国,但在经济生活与文化上逐渐受汉族封建体系的影响。到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由于崇尚儒学,实行科举取士,失去骑射尚武的传统,逐渐沉湎于安逸侈靡之中,自此走向衰败的道路。成吉思汗多次进攻西夏,到其子窝阔台称汗以后最终灭亡了西夏。为了对成吉思汗因进攻西夏受伤而死一事进行报复,蒙古军队在占领西夏以后对其境内的各种物质、文化设施进行了彻底的毁灭,导致西夏文物典籍几乎全部损失。因此,今天我们想要了解西夏的服饰文化,也只能从一些历史陈迹中见其一斑。
西夏的服饰实物,在考古发掘中尚无完整的发现,但西夏的洞窟壁画、木版画等人物绘画,却保留了不少党项族的着装人物形象。如莫高窟第109窟东壁西夏王及王妃供养像,西夏王高167厘米,头戴白鹿皮弁,穿皂地圆领窄袖团龙纹袍,腰束白革带,上系蹀躞七事,脚登白毡靴。手执香炉。身后侍从打伞撑扇,都戴白色扇形帽,窄袖圆领齐膝绿地黑小撮花衣,束蹀躞带,白大口袴,白毡靴。王妃鬓发蓬松,头戴桃形金凤冠,四面插花钗,耳戴镶珠宝大耳环,身穿宽松式弧线边大翻领对襟窄袖有袪曳地连衣红裙,手执供养花。这种衣裙与回鹘女装完全相同,可见她采纳了回鹘女装的格式。
考古发现的西夏服饰图样
敦煌当丝路要冲,西连回鹘高昌,李元昊于公元1036年攻取瓜、沙、肃三州,尽收河西地后,改革礼乐制度,其中自然也包括服制。西夏王穿汉式服装,因为他希望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而王妃穿回鹘装,则反映了西夏与回鹘在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方面关系密切。
又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男女供养人为西夏高级官员,男戴有檐小毡冠或扇形冠,穿圆领窄袖散答花袍,腰束绅带,绅带外再束蹀躞带而不挂蹀躞七事。脚穿皂靴,女戴桃形金凤冠或金花冠,广插簪钗,耳挂耳坠,穿大翻领窄袖宽松式回鹘裙装,女子发式,或宽鬓掩耳,或鬓发垂髻,余发披于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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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塑像和丰富的文献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有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脚下。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他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于是萌发开凿之心。此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莫高窟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俗称千佛洞。(www.daowen.com)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他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誉为“东方卢浮宫”。近代发现的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献,堪称20世纪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
自元代以后,莫高窟鲜为人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引人注目。在发现藏经洞以后,王圆箓先是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这位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当初汪知县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他得知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的消息后,找到了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由此取得了王的信任。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最终只花了200两银两,便带走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用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件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被斯坦因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挑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白银获得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立刻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当地官员们这才明白了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但他们却不是考虑如何去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地想窃为己有。一时间官府的敲诈甚至偷窃成风,敦煌卷子因此流失更为严重。这是敦煌文献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王圆箓也由于受了官府的骚扰,十分害怕,便将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处安全的地方。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收集来的文物,但在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攫取了一些。最后,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那些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一部分收藏于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去向。王圆箓转移藏匿的写本,在1911年和1912年大都卖给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其余的则在1914年又卖给了斯坦因。1914年,俄罗斯的奥尔登堡对已看起来空空如也的藏经洞重新进行了深入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它们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多方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极具价值的壁画,有的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中甚至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吃喝拉撒,烟熏火燎,破坏也很大。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曾两次赶赴敦煌莫高窟描摹壁画,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为损毁,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
安西榆林窟第29窟西壁南侧分上下两列画着女供养人,上方三身有西夏文题记:“女金宝一心归依”、“媳妇赖氏××一心归依”。原她们都戴尖圆形金冠,右边插花簪,耳垂耳坠,云鬓广额,穿交领、领口镶宽花边、右衽、窄袖、左右开衩的衣锦袍,袍内穿百褶裙,裙两侧和前方垂绶,脚穿翘尖履,合掌捧供养花,她们的服装就是党项羌的民族服装。同窟西壁北侧分上下两列画男供养人,上列三身,前两身高73.3厘米,第三身略低。西夏文题记知道是瓜州和沙州监军司官员父子孙三代,头戴毡帽,身穿圆领长袍,前两身帽前有金花为饰,腰有腰袱,腰带前有垂绅及地,脚穿皂靴。后一身腰间无腰袱,帽前无金饰。身后随从三人,其中两人髡发,一人戴巾帻,两人穿圆领齐膝衣、长裤、绑腿、麻线鞋,一人穿圆领长衫,腰带,皂靴。安西榆林窟第2窟有一对西夏武官和命妇供养人像,男戴毡帽,穿交领右衽袍,腰有腰袱(捍腰)、绅带两端前垂、绅带外加饰有圆銙的蹀躞带,脚踏乌靴。女梳高髻、簪有钿花,左右双插步摇簪,耳垂耳坠,颈挂念珠,穿交领右衽窄袖高开衩长衫,内衬中单、下穿百褶长裙,裙左右两侧佩绶,前方绅带双垂,脚穿翘尖靴。这类男女衣着,与1977年在甘肃武威县两郊林场西夏2号墓室出土的彩绘木版画五男侍图及五女侍图所穿衣着款式相类。西夏劳动人民,男子一般穿短襦短衫,小口长裤,有的小腿束绑带,足穿草鞋,女子则穿裙衫。在安西榆林窟第3窟内室东壁南端千手千眼观音像法光两侧,画着非常写实的犁耕图、踏碓图、锻铁图、酒图,可见到西夏劳动者一般的着衣情况。
西榆林窟第3窟千手千眼观音像及法光内的西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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