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现状与未来走势的判断，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从政治家到企业家，从专业人士到普通民众，虽然认知差异巨大，却大都感受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从总体上看，传统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就是我们30多年来已经形成思维定式甚至是路径依赖的所谓“三驾马车”，同时显现出动力疲弱的情况。

（一）投资效用日益衰减

GDP增长1个百分点，假设在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投资1元，现在则需要投资3元以上。多年来，全球投资率在20%左右，我国在40%左右，但是去年全国有1/3以上的省市投资率超过100%。这说明投资效用已严重衰减，投资来源难以为继。

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有五种融资负债方式：一是以正常资产抵押融资；二是以虚假资产抵押融资；三是由施工老板全额垫资；四是搞BT项目融资；五是搞PPP模式融资。其中的BT是什么概念呢？国际上不存在BT这个说法，只有BOT模式。BT和BOT之间，少了一个O，也就是Operate，这就有本质的区别。BT模式实质上就是高息负债、恶性透资，是中国部分省市的混乱操作。BOT则是建设、经营、移交。做BT项目，财务成本一般要高30%。一般来讲，BT项目债务占比越大的区域，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就越高。PPP模式是公私合作投资公共领域的一种模式，西方国家已经实行多年，目的是提高投资与运营效率。但是在中国，由于还缺乏相应的人文条件，相当一部分地区只注重其融资或减债功能，实质上又做成了BT项目融资，有的省市甚至连土地整治也搞PPP模式。

上述融资负债方式的盛行，说明资金来源日益困难，负债水平不断攀高，风险集聚。民间投资更不乐观，过去一年，我国政府投资增速超过了20%，而占比达60%以上的民间投资增速仅为3%左右，增速大幅下滑，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上述情况说明，再靠投资拉动GDP快速增长，恐怕难以持续。

（二）消费支撑作用受限(www.daowen.com)

从消费来看，一是分配制度改革在短期内难以到位，虽然目前中国的财富总量已经较大，但要合理分配财富却非常困难，既有利益阻隔，也有认知障碍。二是社会保障制度还需逐步健全，目前社会保障覆盖不全，水平低，加上贫困人口太多，消费支撑作用受限。虽然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4.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1.6%，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打力量，但中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把增长的基点放在消费上。事实上，过去五年我国消费的增速已经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8.4%下降到2016年的10.4%。三是供给侧改革还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从先进制造到食品安全再到新型服务，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短板，大量的中国民众出境采购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三）出口呈现持续下滑

从出口来看，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全球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出口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从2010年到2016年均为负增长。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出口占比已下降了1%以上，降幅为近20年之最。这是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在过去的30多年，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主要是参与全球低端竞争，靠的是成本优势，并抢占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而现在，成本优势已基本丧失。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评估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超过美国的95%，物流成本大致是美国的2.2倍，资金成本是美国的2.4倍，石油、燃气、供水、供电等价格，宽带、通信等收费，几乎都高于美国，还有些制度成本更难以估算。这一状况已导致我们的成本优势逐渐被南亚、东南亚、南美国家所取代。

高端竞争靠的是技术优势，这一点我们现在还远未形成。目前，我国的“工业基础”与“制造创新”两种关键能力明显不足，核心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业、关键基础零部件与技术基础平台整体薄弱，关键核心技术普遍缺失，CPU、数据库、操作系统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板，绿色制造体系更相距甚远。据权威评估，我国在重点领域相对处于“领跑地位”的先进技术大致只占17%，且因国情原因，主要体现为靠举国体制完成的“单维突破创新”，比如核电、高铁、超级计算机等，其他方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多显得被动。30多年的对外开放，用资源换资本比较成功，用市场换技术则效果不佳，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核心技术至今有95%以上留在国外，国内制造企业核心技术大都受制于人。就是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中，我国虽有人口优势，但受人员素质、服务支付、品牌建设等关键能力的制约，目前所占份额还不到5%（印度占45%左右）。这种“双层挤压”的国际竞争格局，会导致较长时期内中国出口的持续被动下滑。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在这么大的基数上保持6.5%左右的增速是非常困难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到底如何，是V型、U型、W型、L型，还是更悲观的倒L型，短期内恐怕还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