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威尔金森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撰文时表达了大家广泛持有的“不平等会分裂和侵蚀社会”的观念。[22]大政府的主张者们会声称，终结“不平等”状态（无论是在医疗、住房还是在经济体的其他领域）将带来更加公正与和谐的社会，人们的合作关系会得到更大提升，相处得也更为融洽。

果真如此吗？悲观主义的大政府实际上是在以各种方式瓦解市场、公司和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当前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诸如相互指责、不断升级的“贪婪”讨伐、经济上的麻痹与瘫痪，都是大政府破坏社会信任之后的并发症。

过度干预的政府制造了一种关注不满与冤屈的社会氛围。各种集团竞相获取大政府的补贴与政治恩惠。人们分化为相互竞争的利益方:医疗改革的病人对抗私营被保险人，1%的人对抗99%的人，年轻工人对抗年长雇员。

大政府也以另一种方式破坏社会信任关系。哈耶克曾指出，自由市场具有天然的“讲真话和守承诺”的机制，如信用评估、合约和财务报告。他说这些工具是市场道德与自由经济信仰的基石；如果它们也腐败了，市场的自我道德管理就堪忧了。

这些信任机制被大政府侵蚀后，就会带来金融危机。布鲁斯·扬德尔（Bruce Yandle），联邦贸易委员会前执行理事，解释了数十年“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参见本书第2章），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扭曲市场的按揭资金洪流，摧毁了关键的“信用技术”（如信用评级）。由于房地美和房利美向按揭市场提供了太过充足的资金，因而它们实际上是在鼓励银行放低信任标准和向没有信用能力的借款人发放贷款。[23]联邦储备银行的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进一步摧毁市场信任关系的是人们很少关注的被称为“盯市”（markto-market）的会计准则的回归。2007年夏天，金融危机发生之初，这一会计准则不合时宜地迫使金融机构低估其贷款的价值，从而让这些机构显得愈发虚弱；而卖空者像秃鹫一样围攻过来，卖空银行的股票和债券。银行必须要减持更多的资本，而这让它们自身进入螺旋式的死亡状态，这也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崩盘与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溃败。2008年年末出现的信用紧缩（credit squeeze）最终冻结了我们国家的借贷活动。

这种市场信任的崩塌不仅波及全美国，而且影响到全世界，并且动摇了人们的核心理念。这是我们仍未痊愈的金融与情感伤痛。我们在欧洲见到的社会动荡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活动都是这种信任瓦解的体现。(www.daowen.com)

信任遭到破坏后，公众观念中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联就更为薄弱了。众多的石油公司和华尔街银行好像不配拿到那些超额利润，而小企业则更是遭受损害。虽然这些小企业自身并无过错，但它们突然发现它们的银行贷款申请常遭否决或者限制。人们不但对金融机构和政府失去了信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失去了信任。

迈克尔·刘易斯在《名利场》杂志的一篇文章“小心希腊债券”中说，社会结构的摩擦正是目前发生在希腊的状况。他写道:“希腊政府不仅仅一直以来是腐败的，而且还在延续腐败。”

希腊人很难说另一个人的好话。希腊人作为个体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幽默、阳光、聪明，是个好伴侣。我对二十几个人做了采访之后对自己说:“多好的人啊！”但他们不能与另一个希腊人分享感受。在希腊最难的事莫过于让一名希腊人在背后称赞另一名希腊人。任何类型的成功都难逃被怀疑的命运。每个人都很肯定另一个人在纳税上作了弊，或者收买了官员，或者拿了贿赂，或者谎报自家房地产的价值。而这种对别人的完全不信任会自我加强。撒谎、欺骗、偷窃行为的普遍存在让普通市民们的生活难以为继，而市民生活的难以为继又只会鼓励更多的撒谎、欺骗与偷窃行为。因为对别人缺乏信任，所以希腊人凡事只能依靠自己或者家人。[24]

希腊政府努力提高国家的公益水平。但由此形成的这个社会，用刘易斯的话就是，“却是集体的反面。社会内在的真正结构是人人为己。投资者向这一体系投入了上千亿美元，而信贷的繁荣却将这个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进而进入总体上的道德崩溃”。

这并不奇怪。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本章稍后会探讨他的工作）观察到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和人民（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展现出信任程度偏低的特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可以“侵蚀市民社会”，结果s市民们“不太能够增进那种凝聚社会运行的团结力量与社会道德结构成形的强劲纽带作用。”[25]

这就是为什么在政府主导的低信任社会里会看到更多腐败和犯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