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权主张者们短视、悲观的世界观，他们很容易把富人与穷人看成是利益截然对立的固定团体。在2004年总统竞选的活动中，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很好地总结了这一观念，他说:“两个美国……一个美国拥有特权，另一个负担沉重……一个美国辛勤工作，另一个收获果实。一个美国缴纳税收，另一个美国获得免税。”[13]

充满敌意的“阶级战争”的基本理念是长期以来驱动政府制定更多管制政策与策略的民粹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2011年9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创造就业的计划，他宣称美国人民必须进行一项选择:“我们要保留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免税期，还是让教师们回到工作岗位上，以便让我们的孩子们能毕业考上大学和找到好工作？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同时做两件事。这不是政治上的争论与喧哗，不是阶级斗争，这是简单的算术。”[14]

这位总统的“数学”不仅让美国人民陷入彼此敌对，而且这些数字好像也加总不起来。花掉了10 0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实施“刺激”政策之后，这些钱却最后大量流入国家和地方政府，而失业率仍处于历史高位。如果总统真的想要给教师提供更多收入，他应当实施支持市场的政策，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来增加这个国家的税收基数。

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实施的市场化举措既施惠于亿万富翁，也让整体经济受益。大政府的反对者们却坚持认为税收减免是为“富人”而做的。“阶级战争”的措辞不仅仅是想要激发政治支持时的一种离间策略，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深刻而被误导的犬儒主义。

“穷人”和“富人”相对的理念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那是一个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时期。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或者马克思及有些人喜欢称呼的“资产阶级”，正开始侵蚀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的统治。国王们、王后们以及贵族们仍然当道，但一个新的精英集团正以商业为基础逐步崛起。

换而言之，马克思对市场的观察受到他个人经历中极权社会和后封建等级社会的影响。他混淆了因“出身或者等级社会里的”贵族身份而成为的富人和由自由市场经济创造财富而成为的富人。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著作《理论与历史》中着力进行了区分。贵族（如国王们和王后们）的“封建财产”——(www.daowen.com)

或者因征服而获得，或者因征服者的捐赠而获得。

封建财产的所有者并不对市场产生依赖，他们不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在他们的财产权范围内，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但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本家或者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获取财富和财富增长都是借助于他们向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而他们要能够保有这些财产，也只能每天再以可能的最好的方式不断提供服务才行。[15]

为了解释米塞斯的概念，人们可以将一位成功的意大利面生产商称为“意大利面之王”。但这个王并没有以战争和征服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帝国，而是借助于销售人们喜爱的意大利面的方式称王。米塞斯写道，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理解的是自由市场体系的“富人”并没有以工薪者的贫穷化来获得其权力，而是通过生产那些可以改善穷人生活水平的商品致富。

马克思的论证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概念基础上的，即工人们只是为了上层阶级懒散的寄生虫生活和利益而艰辛地工作着。他没有看到，工人们自己也会消费掉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很大的一部分。[16]

马克思对市场的敌意无疑受到他所处时代对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变化的广泛焦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