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诸事顺遂，集权主张者也常常能预见到可能的灾难。1995年，美国失业率处于5.6%的低位，杰里米·瑞夫金（Jeremy Rifkin），这名长期以来的大政府支持者和著名的灾难预言者，出版了《劳动的终结:全球劳工的衰落与后市场时代的黎明》，预言了信息技术的崛起将消灭几千万个工作岗位，并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无就业浪潮。

但是，10年过去了，在政府政策将经济推入大衰退之前，劳动并没有终止，相反，美国的失业率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4.6%的水平。

同样在2007年，安德鲁·斯特恩（Andrew Stern），当时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总裁，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孩子的家长们“看不出未来的工作岗位在哪里，不能让他们的孩子有比现在更好一点的生活”。[7]

为回应斯特恩在《纽约时报》上的抱怨，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唐纳德·鲍卓克斯（Donald Boudreaux）问道:

“哪一代美国人预见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了？”1950年电报投递员预见到他的孩子会为手机设计软件吗？1960年代的药剂师会预见到他女儿是生物医药工程师吗？[8]

唐纳德·鲍卓克斯提出的反问让人们看到“末日论”者悲观论调的另一个缺陷:其视角死盯着当前的形势。企业家们常以未来的角度进行思考，而官员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常在当前与当下止步不前。他们将类似高价格等市场形势视作永久，不能想象事情可能的变化，即使他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也没有接受教训。(www.daowen.com)

在医疗方面，主张极权者相信政府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医疗费用如天文数字般昂贵”。但他们难以理解的观念是，如果废除掉那些抬高医疗和保险成本的难以数计的政府管束要求，则整个形势马上就会不一样。如果削减了抬升成本的联邦和州监管法规，允许竞争，且让人们（而不是由公司）做出购买的决定，那么价格就会下跌。人们会看到整个行业焕发出来的创造力，即那些今天还没有出现的提供保险与医疗的新方式。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过的斯台普斯准则吧。在一个健康的、由客户驱动的市场上，为业务而竞争的公司总是寻求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

在某种程度上，主张极权者的敌视是可以理解的。有些问题看起来如此庞大和困难，人们很难想象出任何解决方案，自由市场和企业家们也很少能当即想出办法。这让人们认为，过去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自由市场也束手无策了。在许多情况下，“进步是如此缓慢，很少几个人就可以把真实情况瞒过大众的眼睛。”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在其著作《理性投票者的神话》中写道。[9]

毫无疑问，对许多人而言，对事情悲观的叙述好像比阳光、“波丽安娜”的乐观主义更引人关注。大众传统上具有卡普兰所谓的“悲观倾向”——“一种高估经济问题严重性的倾向和低估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表现的倾向”。[10]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阿瑟·赫曼（Arthur Herman）提醒我们，某种程度上，悲观主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几乎所有文化，无论当前还是过去，都相信当今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赶不上他们的父辈和祖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