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根植于符合道德的乐观主义。购买、销售以及投资都要求有信任关系，即一种乐观的信念，因为签署协议和兑现承诺也都是符合他人的自我利益的。投资于新企业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因为人们要对别人的想法与创造性投下自己的资本、时间以及声誉。美国的历史充满着企业家的故事，从托马斯·爱迪生到史蒂夫·乔布斯，他们都达到了财富与成就的顶点，因为他们有勇气承担所有这些风险。

市场允许这些企业家主导的创业企业和新进入企业进入市场，这也培育着谁努力用功谁就能领先的乐观信念。成功的梦想和美国社会向上的流动性，让我们国家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是数百万人为了追求实现自身成功而努力的磁石。

我们称市场的乐观主义是有道德的乐观主义，因为它提升了人类社会好的一面，培育了合作精神与企业家的创造性及创新能力，即这些就是人们所称的“人类繁盛”。没有对人和未来的这种信念，不同的个体将不能够在一个以自愿为基础的经济体里共同工作，市场和企业也无法发挥作用，企业家们也不会去投资和创新，社会与人类也就不能进步。

市场有道德的乐观主义与驱动大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悲观主义有着极大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事情也理当如此。政府的核心职责是保护人们免受他人坏行为的影响和维持秩序，因此政府重点关注的是哪里会出问题和人性卑劣的一面。大政府的问题，正是由于其政策、政治文化以及其整体世界观基本都是负面的。

在大政府支持者和官员们的观念里，失去监管的市场是喧嚣混乱的，遵纪守法的人们受到“贪婪”与“不公正”等各种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施加控制以给人们提供保护和降低风险。失去了政府的保护，未来只会出现灾难，无论是完全无法负担的健康保险、经济萧条还是“美国梦的终结”。悲观主义者也继承了中央集权主义者对富人与穷人的观点，即他们是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利益截然相反。(www.daowen.com)

企业的有道德的乐观主义与大政府负面假设之间的对比可以由罗纳德·里根和巴拉克·奥巴马的不同观点予以代表。正如我们将在本章稍后所指出的，这两位总统均是临危受命。而里根，一位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捍卫者，相信美国人民的历史智慧将重回主流。他的有道德的乐观主义观念让他做出降低当时较高的税、削减限制企业的监管政策的举动，从而催生了长达25年的历史性增长、繁荣与创新。

巴拉克·奥巴马则持更悲凉的观点，相信要由大政府来拯救人们脱离“贪婪”，即他们自己，而且十分必要。

他的大政府悲观主义产生出惩罚性的监管法规与政策，这意味着要控制“贪婪”，但实际上却减缓了经济增长，分化了人们的立场。这没有带来更多希望，而实际上形成了更多绝望。2011年，在政府力量极其强大的时候，一项美国当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我们的国家对未来的乐观看法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超过一半的国人（55%）相信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比他们的父辈过得更好。他们的悲观观点甚至比刚开始衰退的2008年还要严重。[1]

终极追问:我们是要一个相信人民、提升繁荣的政府，还是要一个分化社会、惩罚企业并限制我们自由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