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常常因为有一些“贪婪”的公司而遭到谴责。但是大政府，而非企业，才是驱动腐败的根由。毕竟政府才是偏爱利益集团的分派者。就职后不久，奥巴马总统宣布，在他的任期内将大幅削减为政治目的而雇用游说者的开支。他要求他管理下的白宫向游说企业代表公布所有的会议。

游说者的人数过多被视为企业影响力过度的表现，受到政治“左”派与“右”派的共同谴责。但批评家们忘记了为何游说者会存在。政府越有权势，就越有能力摧毁你的生意或帮助你的企业。比如，广播公司传统上就有着很强的游说影响力，因为大政府决定了谁能使用空中电波。巨型零售商，如沃尔玛，想让政府迫使银行对借记卡收取较低的刷卡费。大政府的自有财产也吸引企业来寻求利润丰厚的合作。

著作家和《国家评论》专栏作家约拿·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说:“随着政府规模与管辖范围的扩大，恳求政府的企业数量也增加了。1956年，《协会百科全书》收录了4 900个集团，而今天收录的则超过23 000个。”[30]

一家企业如果只关注自己的客户以及有竞争关系和以老模式做生意的那些企业，那么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20年来，微软没有太关注华盛顿的存在。结果一项为期数年、规模庞大的反托拉斯行动让微软花掉了超过10亿美元的罚金与律师费。今天，这家公司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代表处，并雇用了若干家有影响力的游说公司和一些从事游说的个人，以保护公司的利益。

Facebook自2004年成立以来，几年时间就成为资产达几十亿美元的巨型公司，它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2011年，这家公司考虑到政府可能的隐私限制政策，于是在华盛顿开设了一间崭新的8 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其员工包括一位来自美国市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的前隐私政策专家。谷歌，另一家由创业企业成长起来的巨型公司，每年用于游说的资金也达到数百万美元。

这些公司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公司花费大价钱用于游说，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如果公司不花钱去获得政治保护，那么监管机构以及野心勃勃的司法部律师们会活吃了自己。最后每一个重要行业和公司都在华盛顿设立了机构，从广播公司到电信公司再到全国餐饮协会。

政府权力以及对政府权力的担忧，正是带来大量寻惠活动（favor-seeking）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官僚机构、法规、监管，那么还会有多少游说者呢？可能比当今要少得多。

当各家公司寻求保护自己的利益、找寻重新定义政府决策与政策的方法时，这些腐败又会滋生更多的腐败。大政府裙带关系的典型情形是，被监管者常常最后影响了监管者。

最近最糟糕的案例之一就是联邦政府和按揭巨头房地美、房利美之间不断上演的复杂的关系。这两家企业最初都是政府机构，后来成为“政府发起的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GSEs），即由联邦政府创设的公共企业。

房地美和房利美多年以来被市场认为实质上是山姆大叔的左膀右臂，因为它们在财政部有信用额度，但它们是需要监管的公共企业。不幸的是，很少或者根本没人监管它们。它们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比腐败还糟，这也是导致住房市场崩盘的一个主要因素。

格蕾琴·摩根森（Gretchen Morganson）和乔什·罗斯纳（Josh Rosner）将两个按揭巨头与一系列管理机构不正常的共生关系编入他们的优秀著作《鲁莽濒危:野心、贪婪与腐败如何引致经济末日》一书中。他们回忆道，1990年代，房利美与克林顿政府结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并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而比尔·克林顿则推动70%住房自有率目标的达成，但这一策略并不是对糟糕经济时期的一种反应。摩根森和罗斯纳指出，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关系，“居者有其屋。这简直就是繁荣的1990年代版的大萧条时代‘锅里炖有鸡’”。[31](www.daowen.com)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风险业务模型适应了政客们的政治需求。而房利美在推动这一政治目的时可谓超级积极。该书的两位作者写道，房利美“将操纵立法者、阉割监管者和致富高管层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32]

真是到处发钱啊！根据《投资者商业日报》报道，大约384名政客收到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捐款，他们在1989—2008年间用于游说和政治活动的资金达到2亿美元。[33]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住房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和房利美的狂热拥护者，是那些接受房利美和房地美竞选捐款的个人之一。房利美甚至捐了一大笔钱给“结束老年无家可归者委员会”，而弗兰克的母亲则是该委员会的联合发起人之一。房利美还雇用了该委员会的合伙人作为高管。[34]总统竞选人纽特·金里奇因为接受了房地美价值不菲的咨询费而饱受批评。其他一些收到竞选资金的人包括当时国会议员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以及当时的国会议员巴拉克·奥巴马。

由于这些努力，房利美得以成功地推动贷款条件的放松，即仅依据5%的首付款就进行贷款。而这个标准又被整个行业所采用，从而推动了病态的贷款狂热，正是这种狂热埋下了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危机的祸根。华盛顿的大规模腐败和大政府的裙带主义近乎毁掉了整个美国经济。

在地方层面，情况可能已经变得特别庸俗化。裙带资本主义在纽约州的整个政治官僚机构中非常盛行，尤其是在纽约城。2011年，印度社区集团从老克里德莫医院（一家州政府拥有的医院）处买下4.5英亩的土地，价格为180万美元（在以高不动产价格闻名的纽约地区，该价格低得让人惊讶），而那片地的总市场价据说接近730万美元。

正常情况下，纽约的州属土地要以最高价原则进行拍卖。希思·哈顿（Heather Haddon）在《纽约邮报》上撰文说，老克里德莫医院的资产处理属例外情况。2006年通过的特别立法授权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印度社区集团出售，同时授予的还有在该物业上建筑的一个社区中心和一些公寓。让这些特别授权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买家已经破产。2009年，印度社区集团的赤字达22 000美元。

很清楚，州官员们非常努力地促成了这项州土地的转让交易，将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让给亏钱的社区集团，而埋单的是纳税人。为什么？哈顿回答道:“该集团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包括该集团集中居住于皇后区东区的印裔美国人的网络的强大力量。”[35]

规模较大的州雇员年金基金的投资决策中同样存在着腐败与裙带关系。私募股权公司争相拿到这些基金的业务，而后者则由州官员所控制，这可能意味着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投资。2011年，前纽约州审计长阿兰·何维西（Alan Hevesi）——纽约城市长的前候选人，承认因批准以2.5亿美元投资于马克斯通资本合伙公司（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后，收受“交钱才进”（Pay-to-play）式的回扣高达100万美元，被判4年监禁。[36]

同时入狱的还有何维西的长期政治顾问——汉克·莫里斯（Hank Morris）。作为中间人或者“承销代理”，莫里斯将退休基金业务带入投资公司，为自己拿到了1 900万美元的费用。之后，他承揽了何维西选举中的募捐工作。“交钱才进”的指控也包括了对其他州专管退休基金的官员及投资基金经理的指控，这里面就有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一个退休基金投资了韦瑟利资本集团，而该集团又是一家莫里斯所代表的公司。[37]

大政府对大量资源的控制以及拥有的行业发展权（更不必说官员与政府人员取悦其政治恩主的需求）都会形成大量的政治腐败。更糟糕的是，与私营部门不同，官员们可以自由地行使手中的巨大权力，而不必对客户及股东负责。他们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行为会让其雇主（政府）经营不下去。从透明度与责任心的角度来看，政府行为也是比较不规范的。对于不诚实的个人而言，他有机会卷走几乎所有东西，而有些人的确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