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和支持者们认为，如果政府有更多权力，则社会就会更“公平”一些——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就会收窄一些。

这是令人可怜地被误导了。在政府主导的社会里，要想致富更加困难。有些人虽然做到了，但他们不是提供了有真正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而是从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中获得利润，即将政治环境资本化。

胡佛研究所的保罗·格利高里解释了自由市场下的财富创造与政府主导的社会下发生的寻租行为之间的区别。在自由市场下，他解释道，财富创造是——

创新、努力工作、深刻洞察，甚至是运气的结果。企业家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情形是，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亨利·福特的装配线），发现和开发了新产品（微软的Windows或者谷歌的搜索引擎），看到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山姆·沃尔顿），或者仅仅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另一条通向个人财富的负面路径为通过政治关系游说以从国家那里获得利益，暴力去除竞争对手，或者对公共资源直接进行窃取。那些以第一种方式创造财富的人也制造了就业岗位，提升了生产力，并为经济福利做出了贡献。而采用第二种方式的人则是“寻租者”，他们从增长与福利中抽取他们自己的利益。[23]

在一个大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中，从衣衫褴褛到富可敌国不是由欧修拉·艾杰尔（Horatio Alger）式的、凭借自由市场上的功劳与美德、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而是通过寻租得到的。政府规模越大、行为越缺乏规范，就有越多的财富创造是通过有些人很好地顺应政治偏爱的方向而获得的。

在政府主导的国家，仍然存在一个“1%”。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国家的富人从政治偏袒中收获利益，而且他们会比普通大众富得多。

胡佛研究所的保罗·格利高里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观察，这项观察认为，由国家运营的社会里，垄断寡头比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下的1%要更有权势得多。以企业创造财富的人，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拉里·艾利森创造的财富占国家GDP的比例，要比通过国家创造财富的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财富占国家GDP的比例小。

在这些国家（美国、欧盟国家、韩国），最高等级的财富拥有者通常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他们的占比通常为1%～2%。从他们对经济体的贡献来看，他们获得的财富回报显得比较适度。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前10名富翁占GDP的比例约为4%～6%，相对于其对总体产出和福利的负贡献或者可疑的贡献来说很高了。[24]

大多数俄罗斯的“1%”因为与政府的关系而控制着过去由国家拥有的资产。美国可能没有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垄断者，但美国大政府的裙带关系却正在制造百万富翁。在国会议员中，寻租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一项传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彼德·施韦策（Peter Schweizer）在他备受争议的书《把他们扔出去》中揭示了从政治影响力和内部信息中渔利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国会并不以支付高薪而闻名，但美国参议员或者众议员的工作可是油水丰厚的。

施韦策写道，一项研究发现，国会议员“与其他美国人相比，积累财富的速度较预期快50%”。他说立法者们“在2004年到2006年间平均净财富以令人惊讶的84%的速度飙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当国家的其他人越来越穷时，他们的净值还是增长的，虽然增速没那么快了。[25](www.daowen.com)

直至最近，那些可以制定影响企业行为法规法律的国家立法者们还可以不受私营部门所受到的对内幕交易的限制，自由地买卖股票。一项对国会参议员的4 000桩股票交易的研究表明，平均来看，他们一年内战胜市场12%，高于企业领域投资者的回报率（众议院议员也有着很好的纪录）。

由于施韦策著作的出版掀起的轩然大波，国会最终于2012年通过了新的法案，禁止了内幕交易。但施韦策并不觉得会怎样。考虑到华盛顿现有的运作方式，他不相信这些禁令会得到有效的执行。毕竟美国证监会和联邦调查局的拨款全都是来自……国会。

立法者也以其他方式赚钱。丹尼斯·哈斯特尔特（Dennis Hastert）在国会干了20年，且在1999—2007年间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期间购买了超过100英亩的农田。他对某项交通用款指定了用途，从而在邻近地区建造了一条2.2亿美元的高速公路。于是这片农田价值翻了一倍，等他出售这项财产时，赚了上千万美元。[26]

“很多（华盛顿的立法者们）就职时身价卑微，离开时则腰缠万贯，这是不对的。”施韦策说。

裙带主义也影响着谁能拿到政府的贷款和补助金。这里我们只引述一个例子。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下，能源部拨款和政府担保的贷款常常投向奥巴马的竞选捐助者们。最有名的“绿色贪腐”案例是索林德拉——一家运气不佳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受到奥巴马总统的筹款人乔治·凯瑟的支持，拿到了5.35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后破产。

另一个受益者是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有人预言，戈尔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减碳的亿万富翁。政府有大量合同授予克莱纳·珀金斯（Kleiner Perkins）公司，而他是该公司的合伙人。[27]

此类交易，无论是在“绿色”科技方面还是在其他领域，都意味着政治关系和影响力正取代公平和真实的竞争。施韦策写道:

努力工作与创新应当是美国经济的驱动力。但在华盛顿，裙带关系已经将这些经济体发展的引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28]

大政府的裙带资本主义，正是那些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和其他人认为是“有失公平”的华尔街利润与奖金的重要来源。曼哈顿研究所的弗雷德·西格尔（Fred Siegel）发表了一个观点但却被大家忽略了，即政府对金融行业的扭曲常常是产生这些规模庞大的收益的原因。他说，布什与奥巴马的救援计划，以及经济刺激资金和接近于零的利率，人为地支撑起了各家大银行。自1960年的大社会计划以来，政府机构的扩张帮助制造了巨型的政府工会组织，其养老资金成为华尔街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如西格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观察文章所说的那样，“华尔街从债券上挣钱，而这些债券正是为了给纽约公共部门的员工付钱而挂牌交易的”。他建议说，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别搞错了，你们应当抗议华盛顿的做事方式，而不是华尔街。[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