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精英体制可以打破社会发展的障碍。但对占领华尔街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却认为，无论怎样，市场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市场制造了不均等。《独立宣言》不是说过“人人生而平等”吗？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了完整的这句话就会发现，国父们写了不同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容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权”。人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有着平等的权利，换而言之，即机会均等。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路易吉·津格勒斯（Luigi Zingales）解释道，平等权利的观念在当时已是非常激进的了。

在18世纪，全世界的社会秩序都是基于由出生带来的权利。贵族统治着欧洲和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在印度甚至在英格兰都非常盛行。在英格兰，商人虽然不断取得经济与政治上的实力，但贵族们仍占据着大部分的政治权力。美国革命就是对欧洲社会贵族当政和社会非流动性的反叛，它与法国大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强调的是平等的原则，它捍卫自由以追求幸福。[8]

但极权主义者却相信另外一些事情:结果的平等。这是完全不同的理念。相信每个人在法律之下拥有平等的权利是一回事，而相信人们或者公司无论其生产力水平如何都给予同等的回报是另外一回事。“结果的平等”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以公平之名惩罚辛劳。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反托拉斯法》惩罚太过成功的公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美国人长期以来相信机会的均等，而非结果的均等。美国开放市场的繁荣，如津格勒斯所说:“强化了如下集体观念:基于功劳与美德分派回报与责任是有利的。”

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对27个发达国家的调查中，发现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相信功劳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只有约33%的美国人相信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职责，相比之下加拿大有44%的人相信，而葡萄牙却有89%。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经济体系是“公平的”。只有19%的美国人认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对占据先机非常重要。与其他国家持这一观点的人相比，这一比例要小得多。这一反馈比例的平均数是28%。[9](www.daowen.com)

这种有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即使在具有平等思想的伯克利学生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一组在校生玩一种游戏，他们被要求在组内和一名陌生人共同分配一份固定的薪金。在其中的一个组里，学生们被告知这名陌生人工作勤恳；而另一小组，则被告知这个陌生人什么也没做。实验结果显示，学生们更愿意报答努力工作的人。[10]

甚至具有平等理念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也赞同这一想法。在纽约的抗议活动中，志愿者们全天候为抗议者准备食物，但反对喂饱那些充斥着Zuccotti公园的占位者、无赖和有前科者，认为不值得为他们供食。他们为此罢工并中断供食长达2小时。[11]

今天，真正的争论不在于为“功劳”提供回报的道德性，而是“功劳”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样对其提供回报。知识分子和政治阶层对开放市场精英体制质疑的问题之一，用津格勒斯的话说就是“Lady Gaga挣的钱比诺贝尔奖得主还多”，或者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儿”却可以挣上千万美元的收入，远高于物理学家或者教师的收入。在自由市场中，努力工作的人会得到回报，但有时回报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水平，或者可能看起来别人得到的更多。这是因为市场第一和最重要的是要回报价值——创新。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指出，价值与功劳在市场体系里是相关联的，但并不是完全关联的关系。[12]

津格勒斯相信，这就是精英体制“政治上的脆弱性”的关键所在。“在民主政治中很难维持。任何以功劳为基础的回报体系不可避免地都要给少数人以更高的回报，而让大多数人感到眼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