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少有人能领会货币与市场在缔造美国的开放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殖民者逃避欧洲的各种制约来到新世界追求自由。但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时代，通向上层社会的路正在关闭。用汉密尔顿的传记作家弗雷斯特·麦克唐纳的话说，就是“身份与权力被垄断了，在大多数美国社区中，除了一些相互通婚的家庭之外，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再接受新来者了”。[3]

汉密尔顿努力打破这一境况，让外来者更容易去创造财富。正如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6号中所写的那样，他坚持，“这扇门应当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个人”。他构造了一种健全的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以提供流动性和刺激创业及商业活动。

汉密尔顿不是唯一认识到货币与市场能够打破社会障碍的人。在有启迪性思想的著作《货币的历史》一书中，杰克·威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解释了古代吕底亚城邦发明的金币如何创造出跨越社会边境的市场。吕底亚人传统上主要在小规模的以血亲为基础的社区里从事商业活动，人们通过物物交换进行贸易。但随着统一的货币的使用，这种情况极大地改变了。

货币成为社会的轴心，以比之前多得多的社会关系形式关联着人们，不管多么遥远或短暂……它削弱了传统上基于亲缘关系和政治权力的社会纽带。[4]

他们的新商业体系在该地区扎下了根，成为一种权力的源泉，帮助其邻近的希腊战胜竞争对手波斯，虽然后者拥有军事上的优势。金币让吕底亚女人能够置办自己的嫁妆，选择自己的丈夫。(www.daowen.com)

货币与市场成为一种向上层流动的力量。威瑟福德引述了17世纪日本作家井原西鹤的观察，在有货币的市场上，“出生与世系都失去了意义”。

市场如何打破人们之间交往的障碍，这一过程在著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列奥那德·里德（Leonard Read）创作的经典自由市场寓言《我，铅笔》中得以栩栩如生地展现。让我们再说说这个寓言故事的大意。“铅笔”解释了“数百万人如何在创造我的过程中出了力，他们当中可能没有谁认识很多的合作者，他们充其量只认识其中的几个”。[5]从加利福尼亚的木材砍伐到从印度尼西亚的菜籽油中提取再到橡皮制造，制造铅笔的过程将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带到了一起。正常情况下人们很难有机会彼此联系或者形成联盟进行合作。

医疗器械制造商恩多斯廷（EndoStim）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我，铅笔》的故事。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家公司制造能治疗胃酸逆流的医疗器械，“是受到古巴及印度到美国的移民的启发，并由圣路易斯风险资本家提供了资金”。弗里德曼惊奇道，“这种器械的原型是在以色列工程师的帮助下，以及在印度及智利医生的不断反馈下，在乌拉圭制造的。噢，公司首席执行官是南非人，他在索邦神学院接受教育，但住在密苏里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而他的公司总部基本上就是一部黑莓手机。”[6]

中东地区各派常常言辞激烈，没有几个人敢期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在当地正日益繁盛的技术领域展开合作。但以色列的公司雇用了巴勒斯坦的工人，包括薪酬颇高的工程师。以色列风险投资家雅丁·考夫曼（Yadin Kaufman）发现巴勒斯坦境内存在技术潜力却无人提供资金时，他启动了一项与巴勒斯坦软件工程师赛伊德·纳什夫（Saed Nashef）的合伙业务。“这是一个未曾开发的机会。”考夫曼这样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以拉马拉为基地的阿萨尔技术公司专门给巴勒斯坦境内的IT行业做外包，而且其中40%的业务是和以色列公司做的。公司创始人慕拉德·塔布（Murad Tahboub）说，这些公司不仅给该地区带来了繁荣，而且对该地区也是一种“和平的投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