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我们不断加深的大政府依赖性而深表担心。但问题却常常在于“不依赖政府，还能怎样？”不少人坚信，少了政府的许多计划项目，我们将挨饿，对穷人的关怀也将会恢复到19世纪狄更斯的年代。这是一种幻觉。我们忘了，那些文学经典即使部分地反映19世纪的真实生活状况都很艰难。然而我们却很少想到，大政府的各种计划在第一次制订并实施的1930年之前，社会安全网络即已存在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人们通过一种有效的私营慈善网络来对穷人进行捐助。

独立研究所的克里福德·第斯（Clifford Thies），一位著名的自由市场智囊人士，在“19世纪穷人与乞丐的工作与居住”中写道，在城市地区比较大的私营慈善机构是一种复杂的自助式机构，它提供一系列服务，其中包括“储蓄机构、消费合作社、职业介绍所以及济贫院，确保没有人因为没有工作而挨饿和无处安身”。[55]

第斯承认，许多这样的机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但这些机构达成了作为安全保障网络的职能:没人挨饿。而与此同时，很少有体格健康的人愿意成为靠别人吃饭的人。“亲戚、邻居、同事们都知道贫民院里斯巴达式的艰苦条件，因此常常愿意向老人、残疾人和孤儿们打开自家的房门”。

今天，我们常常认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过度“贪婪”和所谓强盗式资本家崛起的时代。这是错误的观念。那些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少有人知道的是，今天这个时代私人财富的崛起也发出了现代慈善的呼声。数百家机构快速成长起来，以帮助生活困难的穷人。[56]商业的兴盛让广义奉献文化得以发展。

主要的慈善社区服务和教育机构成立于1800年代并沿袭至今。这些机构包括克里夫兰基金会、简·亚当斯霍尔之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亨利街安置会（Henry Street Settlement）、库柏联盟（Cooper Union，一家科学与艺术教育的免费大学）以及其他一些组织。(www.daowen.com)

1820年代，较大一些的城市几乎都有不少慈善机构。慈善组织中的联合与联盟开始发展。由于交流的增进，当地社区变成为地区性组织，后来又成为全国性的组织。

这些机构做得如何？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论述了这些慈善机构在前福利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如何带来社会低犯罪率和社会机能失调情况的降低。

在1856—1901年间的英国，严重犯罪的发生率几乎下降了50%……美国的全国犯罪情况统计开始于1960年，但地区性的统计数据显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犯罪率总体呈下降趋势。[57]

自从大政府接手了从前由私营慈善机构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之后，数十亿美元——钱是强制性向纳税人收取的——已经被投入到终结贫困的战斗中去。这一“投资”成为一场灾难，它不仅没有终结贫困，反而造成了道德统计数据的恶化而非改善——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犯罪率上升了（直到最近20年才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