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就职演说的末尾，约翰·肯尼迪总统向全美国提出了其流传很广的问题:“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现在这一战斗口号变成了“问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多少”。

建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政府的角色是保护人民对“生活、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不容剥夺的权利”。政府的角色仅仅是“确保这些权利”。国策制定者们怎么看今天的大政府呢？它以各种方式补贴给1/5的美国人。将近一半的美国公民不缴纳联邦所得税。根据传统基金会的数据，联邦开支的70%投向对个人的各种援助，而国家债务则高达150 000亿美元。

在不远的将来，当人口逐步老化时，仍在工作的纳税人将逐步减少，大政府不断增加的强制福利负担，如“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等的资金来源堪忧。而在政府傲慢的理念里，美国人已经没有权利来质疑这些政府项目的范围和资金来源，以及这些政府计划对我们的经济及文化的影响。

政府对“需求”定义的不断放松导致援助项目的不断扩大，而纳税人正在为这些埋单。拿食品券项目来看，最早该项目适用于非常穷的穷人，而现在则适用于不断增加的大学生人群。该计划实际上以做广告的方式邀请人们登记加入而成为客户，结果参与者的数量呈爆炸性的增长，从2007年的2 6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4 600万人。

某出版机构的沙龙报道了大约20～30所大学的毕业生“游转于食品券”之间，把食品券当作上一个工作与下一个工作之间的转换间隙。接受采访的一名食品券接收人叫马克，31岁，“纽约州韦斯切斯特县长大，芝加哥大学毕业，二十多岁时辛勤工作于纽约出版界，之后转做巴尔的摩的一份兼职的博客工作”。[30]

自从经济转差之后，他在巴尔的摩大约有一半的朋友在拿食品券，于是他决定也试一下。让他高兴的是，他拿到了一个月200美元的券。“我是个吃饭挑剔的人，最不愿意过那种‘靠拉面生活’的日子，”他一边愉快地回忆着最近的一餐——黄油烤兔肉、龙蒿、甜马铃薯，一边说，“我还以为用食品券只能吃到加工食品和政府奶酪，而实际上你能吃到任何东西，太好了。”[31]

1970年，尼克松政府就建立了“第8章优惠券计划”，给需要的人提供住房补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补贴了超过20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的补贴可能高达2 800美元或更多。该计划在2011年的预算为190亿美元，1994年该计划只有70亿美元。

“第8章优惠券计划”项目意在帮助无家可归者。但该政府计划的使命随着预算的增加而大大增强了。曼哈顿研究所的霍华德·哈索克（Howard Husock）报告说，在许多“第8章优惠券计划”项目参与者生活的纽约城，“无家可归”已成为一个“说不清的词”。

“无家可归”的判断基于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高低，而不是是否拥有一个有房顶的庇护所。该市会把一个有地方住的家庭归为“无家可归”家庭，只要市政府认为该家庭的生活状况“不适当”……有关部门常常将一些日常情况归结为“不适当”，比如一名少女妈妈仍与母亲或者祖母住在一起，而婴儿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一场激烈的争吵，少女妈妈跑出来找地方住，即成为“无家可归”者。经确认后，她就可以搬进政府补贴的首套房子中。[32]

这些政府计划不仅制造了广泛的依赖性，而且还改变了我们这一个国家及个体观察我们自己及我们的能力的方式。那些支持在各个方面增加更多政府职能的人看来，企业、天才、自主等这些理念都已经过时了。是吗？仍然相信这些理念的人被奥巴马总统竞选中的一组幻灯片——朱丽亚的生活——震惊了。该幻灯片描绘了政府福利的国家计划与政策如何“在一名妇女的一生中帮助她”——从幼儿园之前到大学的捐助再到成为大人后的小企业贷款，最后是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用《国家评论》杂志里奇·劳瑞（Rich Lowry）的话说，“朱丽亚”被描绘成一个“没有特别之处的‘爱探险的朵拉’”。这种温和、无特征的某人形象“不经意间泄露了这些政府计划使命的重要特征”。

朱丽亚的核心社会关系就是国家。国家是她的教育者、银行家、医疗提供者、创业资本家以及退休金提供者……她拿到的每一项福利都是减免或者免费。很明显，她不会担心缴税问题。她根本不会想到这些给她提供支持的计划可能增加国家的债务负担或者造成其他非预期的后果。她不会因为让别人为她的避孕付钱而感到良心不安。她的爱国意识也仅限于尽可能拿到政府的补助资金。[33]

劳瑞称这种政府计划的目标是“傲慢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因为这让人想到“给予人们一些东西就会让他们失去对更重大事情的思考能力”。

全国联合广播评论员和伦理专栏作家丹尼斯·普莱格（Dannis Prager）观察到，当今的福利国家，不是在向社会灌输利他主义，而是在制造一种自私自利的文化。他写道:“福利国家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他们能为自己拿到什么。他继续写道:

我会从国家拿到多少福利？(www.daowen.com)

国家会为我的教育付多少钱？

国家会为我的医疗付多少钱？我退休后会怎样？

我能退休的最小年龄是多少岁？

我每年能有多少休假时间？

我能有多少天带薪病假？

我能要求几个月的男方产假或女方产假的工资？[34]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埃文·纽马克（Evan Newmark）写道，福利意识让人们用各种方式与体制博弈，从给家人与朋友撤销交通罚单的警察到鸡毛蒜皮的诉讼，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35]

觉得有权享有特权的人常常有一种冤屈的意识，一旦认为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就会立即起诉。根据一项研究，诉讼泛滥让美国每年多花费2 610亿美元（大约平均每人880美元）。[36]一家南加州的餐厅老板被起诉，因为他餐厅的男厕所破损的镜子（顾客损坏了镜子）被换掉时，比法律规定的高了2英寸。而审理本案花的钱比该餐厅一年挣的还要多。[37]在纽约，一名体重达290磅的男子起诉白色城堡汉堡连锁店，他抱怨道，这家餐馆不舒服的雅座侵犯了胖人的公民权。[38]还有一名佛罗里达男子起诉Winn-Dixie店及一家花卉进口商，要求因玫瑰花束对其手指的伤害索赔1.5万美元。[39]

特权狂热让社会的方向发生了扭曲。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变成了现有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激励创建企业、实施创新以及推进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繁荣。增长的是分配特权的官僚领域，而不是私营领域。《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史蒂夫·摩尔（Steve Moore）在一篇题为“我们已经成为国家的索取者，而不是建造者”的热门特稿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说，特权文化自身已经成为一个行业。

今天的美国，为政府工作的人（2 250万人）是美国所有制造业人数（1 150万人）的近两倍。这与1960年代的情况几乎是颠倒过来了，那个时代制造业有1 500万人，而从政府拿工资的人只有870万人。[40]

他说:“为政府工作的人多过建筑、种田、渔猎、造林、采掘以及公共事业加在一起的从业人数。”

社会不可能因为政府官僚机构分配的特权而创造出财富。“赢得明天”的唯一方式及催生能够真正帮助穷人的繁荣社会的方式就是，“让从事制造的经济体增长，而不是让索求物质的部门膨胀”。[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