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计划项目不仅扭曲判断、激发破坏性行为、鼓励停滞，还阻碍了人性化社会的发育成长。实际上，大政府允许人们更少去关心穷人。

许多人现在相信，2008年大萧条之前，美国人一直是忽视穷人的，而“同情心”则发端于1930年代福利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不对，美国人在大萧条之前是照顾穷人的，只是他们在做的时候缺乏政府的帮助。对贫困者的关怀由私营领域的非营利性组织体系提供，从天主教堂到犹太教堂再到私营慈善组织。

在著名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里，作家及院士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解释道，慈善一度曾是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一项交易，像是自由市场的所有其他交换一样，它是双向的。那些向穷人捐助的人常常以一种今天很少见到的个人参与的方式来进行。慈善捐赠在我们早期的历史上被认为有七项基本特征:“接纳、关联、分类、洞察、从事、自由和上帝。”慈善机构的志愿者们扮演着“家庭新成员”的角色，深深介入受赠者的生活当中去，提供情感支持，让他们彻底改变其生活方式。[21]

一个世纪之前，慈善志愿者不是被分派到大规模食品发放的任务中去，他们接受具体而深重的责任，通过几年时间让一个生命变得不同。善良与坚定均十分必要。1898年的杂志《美国的希伯来人》记录了一个人如何陷入依赖之中，而一名“非常耐心的”志愿者“让他相信他必须自食其力”，不久他做到了，并赢得了他的家庭与社区的尊敬。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一名妇女变得意志消沉，但“她被志愿者的善良和纪律影响了几个月后，她开始表现出自强起来的愿望”。[22]

那些接受过帮助的人，也需要真心改变他们的生活以作为回报。“回报”是双向的。这种方法可以增强社会群体间的关联性。奥拉斯基注意到，在150年前，只有亨利·雷蒙德（Henry Raymond）（《纽约时报》的创始人）担心通过政府机构发放慈善资金会削弱整个社会的同情心。他相信，如果不再让人们直接参与救助穷人的活动，会让普通市民“滋生漠不关心的情绪”。[23]

所有这些自1930年代早期开始改变了。大萧条所造成的大面积失业让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私营机构根本忙不过来。很显然必须要做点什么。用马文·奥拉斯基的话说就是，“许多政府项目让（慈善项目所具有的）道德意识……转为一种权宜之计”。[24]但政府的行为却远超出了提供暂时性帮助的程度。实际上政府介入后将慈善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国有化了，而那些短期应急的援助也永久化了。然后就是60年代的“对贫困开战”。政府援助不再被看做是一种“后备队”或“退一步寻求帮助的对象”，而成为一种权力。(www.daowen.com)

从前由自由市场提供的社会服务现在由政府机构来完成，资金来自对纳税人的“强制慈善”。大政府把自己置于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从而转换或者说扭曲了曾经是一种公开市场交换的事情。慈善不再是自愿的和双向的。福利国家把“同情心”重新定义为冰冷的交换:人们被迫“交给”大政府的机构，后者则自动发放补助资金，将人们当做数字来处理。

社会福利机构更关心其自身内部的流程与需求，而不是那些他们应当服务的人们。那里有很多具备服务意识的个人管理账户，这些人为机构工作，既无道德概念，也没有主义和幻想。奥拉斯基引述了纳森内尔·丹福德（Nathaniel Dunford）的观点。他是《纽约时报》一名前记者，曾在“福利时代”工作于纽约城儿童福利管理局。这种折磨灵魂的工作他只能承受两个月。他回忆说，原本帮助别人的工作变成了官僚程序与文案作业。

我第一天要填的表格和要写的文档比我在《纽约时报》七年里见到的都多……案卷通常早上拿到……它们会从一个办公桌转到另一个办公桌，取得“附表”（案卷工作人员要填写的更多表格），它们最终抵达管理层，再等上几个小时和再增加几张“附表”。中饭休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段时间，在这座城市的各个地区，想要帮助他人的孩子和有同情心的成年人却待在那里火冒三丈。[25]

丹福德最后退出了，他加入了一家私营机构。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了出来，此后情况也基本没有改变过。2009年一项关于密尔沃基县儿童福利系统的研究发现，没精打采的项目管理人员脱岗率高达50%。有人说“待处理案件多和文案工作重是第一障碍。我甚至都见不到我的客户”。[26]社会学家约翰·哈盖道恩（John Hagedorn）在1990年工作于密尔沃基的政府机构之后，撰写了《放弃孩子们:政府机构与儿童福利体系改革》一书。虽然他为人热情，但他认为让这些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想法是一种“迷信”，这些机构主要是“对必须提供资金的国家立法机关、对关注的公众和内部士气负责”。[27]

大政府不是创造了一个更有关爱的社会，而是在很多方面做了相反的事情。马文·奥拉斯基相信，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让每个人可以忽视穷人的问题而“不受良心的刺激”。毕竟大政府才是真正主要负责的。毫不奇怪，自从政府开始提供社会服务后，互助社区消失了；教堂在服务方面的开支下降了30%；提供给社会福利的慈善捐款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