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于大政府只会让问题长期化，因为这妨碍了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010年，在经济衰退最高潮的阶段，一项将失业保险金由26周延长至99周的提议掀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被指责为缺乏同情心。典型的人物是《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曼，他写道，“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无情者、愚蠢者和迷惑者的联盟”。[8]

克鲁格曼可能需要考虑一下《纽约时报》上有关丹麦历史上的一则故事。用《纽约时报》自己的话说，这个社会福利民主国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地球上被失业者的最佳生活地区”。[9]直到最近，那里失去工作的人们都能拿到四年的失业金。但是，处在衰退之中的丹麦于2010年将其奢华的福利减半了。为什么？不仅仅是因为丹麦政府的财政也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能再支付这些钱。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丹麦人发现延长失业金将拖延就业市场的复苏。

对丹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失去工作时间越久，他就越难找到工作。许多人在失业之后的头3个月内找到了工作，但更多的人却一直等到福利即将到期才决定签约找工作。[10]

丹麦研究人员发现，不管失业救济是给四年还是给五年（就像政府曾一度做的那样），人们总是在政府支持即将到期的不久前才找到工作。丹麦经济学家斯廷·博西安（Steen Bocian）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政府的福利让人们只寻找“人们想要的工作”，而不是在积极寻求“所有能得到的工作”。丹麦的失业福利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失业，让人们可以延迟做出什么才是想要的工作这一艰难的抉择。[11]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德国——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几年前，这个长期以来的福利国家对《劳动法》作出了较大的改革。“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德国，一名失业人员只能拿到资本主义美国对应人员一半的福利，”经济评论家唐纳德·拉斯金（Donald Luskin）和政策分析师劳坎·洛克·凯利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因而德国的失业率现远远低于美国”。[12]

由政府支持的企业同样会拖延对挑战的应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保罗·罗德里克·格利高里相信，奥巴马政府对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救助弊多利少。政府的钱让这些公司不必处理它们自身的关键问题——工会劳工成本问题。他指出:(www.daowen.com)

根据法律原则的破产处理可能比奥巴马政府的救助更能“拯救”底特律，奥巴马政府的救助会让通用汽车公司处于联邦政府的直接指令之下因而不能借贷，劳工成本奇高。奥巴马政府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偏爱“提升了成本，毁掉了对该联盟进行重组的前景”。[13]

别搞错，在这一成本高昂的行业崩盘之时，大量工作岗位丧失了。格里高利写道:

奥巴马政府没能挽救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岗位，但挽救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薪金标准和养老金。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离开工作岗位后带走了2.5万美元的一辆新车和2万美元现金（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员工离开时带走的要多得多）。[14]

格利高里对比了大政府对通用汽车公司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救助与美国航空公司2011年开始“正常的”破产重组的过程。无疑整个过程非常残酷:工人工作岗位丧失；美国供货商和贷款人承受了坏账损失；股东权益最终失去价值；飞行员和工程师的薪水和福利都下降了，还要面对更加严苛的工作规范。到所有这一切都完成之时，格利高里承认“到处都能感到痛苦的气氛”。但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这些决策都是基于商业判断，而不是基于政治利益。美国纳税人不用出钱，而且一位富有破产法经验的联邦法官控制着整个过程，不是由政客操作”。[15]

格利高里说，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都裁掉了15%的工作岗位。但通用汽车公司从大政府的桎梏中走出后仍陷于劳工成本的问题之中，生产了失败的Volt车型，而美国航空公司经过流程改造后已经可以开始竞争了。[16]实际上，全美航空（US Airways）公司正希望与美国航空公司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