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是富有同情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认可了这种观念: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里，大政府必须拯救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但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政府。根据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政府依赖性指数，“6 730万美国人，从大学生到退休人员，再到社会福利领取人，要依赖联邦政府才能获得住房、食物、收入、助学金或者其他形式的帮助，而这些东西原本是个人、家庭、邻居、教堂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责任”。2010年，花在每一名依赖政府的受救济者身上的钱已超过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

而所有这些花销都没能消灭贫困。许多专家相信，这些花销让贫困长期化了。毕竟，如果某人因为某种情形而给人家支付报酬，那他经常就会“收获”到更多这样的情况。

《商业新闻》评论员及专栏作家约翰·斯陶赛尔最近让不少人很恼火，因为他指出，缺乏政府的援助绝不是一直以来让美国土著居民受苦受难的原因。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任何团体的援助都赶不上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援助。当奥巴马总统出现在印第安人团体面前说“谈到美国土著居民，他们中没有人曾受到华盛顿的忽视”之类的话时，我觉得非常震惊。

忽视？你在开玩笑吧？他们真是好幸运。政府已经把大多数印第安部落搬进了国家“监护病房”。政府管理他们的土地，提供医疗保障，为他们的住房与子女付钱。20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有特别的“美国土著”项目。[3]

斯陶赛尔指出，这些援助的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土著居民的不满与怨恨。66%的美国土著居民由单亲母亲所生，他们与美国其他贫困阶层相比属最贫困的一个阶层，寿命最短。斯陶赛尔将这一情形与鲜有人知的拉姆毕族人（Lumbees）进行对比，后者是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土著居民，但从未接受过政府的援助。他们拥有一段成功的经济发展故事。

卡托研究所的丹尼尔·米契尔指出，在1960年代启动消除贫困行动之前，贫困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而自约翰逊政府启动大规模开支计划以消除贫困以来后，贫困率实际上保持在12%～13%的水平且很少变动，直至经济衰退，贫困率略微攀升至15%以上的水平。[4]大政府的庞大开支并没有改变很多事情。(www.daowen.com)

这也是《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简诺夫斯基（Michael Janofsky）1998年再度访问阿帕拉契亚（Appalachia）地区时所发现的。该地区一直是数十亿美元的约翰逊计划下的州及联邦政府的援助对象。他写道，衰败的农村地区“看起来就像30年前一样”。肯塔基州的邦尼维尔仍然贫困，因其像第三世界国家的外貌而被称作“胡志明市”。简诺夫斯基写道，“许多住房是简陋的木棚子，用木材或煤取暖。孩子们光着肮脏的小脚丫到处跑。许多人都没有电话和汽车”。[5]

大政府的福利计划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毒害尤深。安德鲁·伯恩斯坦是自由市场作家及纽约州立帕切斯学院的教授，他指出，大规模的政府福利计划延缓了黑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稳步改善经济的步伐。而他并不是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

当年美国的黑人们逃离吉姆·克劳时代的南方，他们开始在比较自由的北方不断取得上升的经济地位，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他们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贫穷的黑人家庭比例在1960年下降了47%，之后10年又下降了30%。这对美国黑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成就，但很少有人了解这些情况。可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实施后，黑人群集区的经济进步急剧放缓。虽然会有一些黑人家庭摆脱贫困，但速度锐减。1980—1995年的15年间，黑人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的比例从原来的29%略微下降到了1995年的26%。[6]

有限政府的倡导者，包括建国的国父们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认为一个人性化的社会应当向贫穷的人们提供帮助。本杰明·富兰克林相信，慈善应当帮助人们站起来。但这不是大政府帮助弱势群体的方式。太多的情况是，政府采取自动支持和持续支持的方式提供帮助，而接受帮助的人却不一定正处于危机之中，救助的标准可能仅仅是“低收入”。

不仅仅是市场派人士，很多自由派人士也同意这些计划失败了。我们所知道的福利，比如说之前对有未成年孩子家庭的援助，在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1996年被大规模削减了。

大政府的“企业福利”也没有达成效果。自2008年大萧条以来，农场主们一直可以拿到补贴，以此弱化农作物价格过低的影响。传统基金会指出，这让农作物价格回落至更低的水平。“给种植了最多农作物的农场主发放大量补贴只会鼓励他们种植得更多，驱使价格跌至更低，而这又需要更大规模的补贴”。[7]而这些补贴一直持续发放了数十年，虽然小农场主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今天领政府补贴的是商业化运作的农场，其平均净资产为2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