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给人以力量。自美国建国以来，其自由社会就培育了这个国家所必要的企业家精神。美国人到新世界后，面临饥饿与疾病的挑战，他们必须学会生存，否则就会快速死亡。但生产生活必需品并非唯一的动力来源。自由让人们释放其能量、敏锐其技能、追求其梦想，并收获其回报。对自由的空间和生活必需品的追求让人们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增进自己的知识。这会形成一种哲人所谓的“自我管理”，一种成为自己的能力，一种在社会中独立思考和负责任行为的能力。洛约拉大学国家商业道德中心的尼古拉斯·卡帕尔蒂将“自我管理”视为“我们最伟大和最终的客观善行”。[1]

类似地，自由市场给企业授权。为了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企业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善效率和业绩。退步与挫折可能是痛苦的，但这些经历能教会人们和公司去调整以做得更好。失败曾经让许多最伟大的企业家获得力量并继续向前，以取得他们最大的成就。

给予授权正是美国一直是来自全世界人们的机会之地的缘由。各种国籍的数以百万的人来到这里寻求独立发展的空间、个人境遇的改善，即找到能够发现自己能力、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

我们需要政府确保个体的这种权利，让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但当政府人为地支持某些个人和公司时，就会造成人为的被动性，从而保护了传统的做事方法。人们不再致力于解决问题、提升技能以及改善产品和服务。意图保护人们免遭风险的政府项目和管理规定隔绝了人们与错误决策后果关联的关系，让人们去承担风险从事破坏性更大的事情。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崩盘显示，当大政府的各种项目制造了广泛的依赖行为时，就可能会发生系统性的灾难。

对政府的依赖制造了一种特权文化。企业家冲动受到压制。资源不再投向创造财富有效率的企业，而是投向大政府官僚机构的政治项目。这种依赖性文化拖累了经济，腐化了公民社会。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联被切断。人们失去了为自己做事的技能与愿望。(www.daowen.com)

政治家们很擅长向选民推销如下想法:必须要由大政府提供安全保障。但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福利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也带来一些十分高昂的代价:高失业率，较少的机会，低生活水平，社会不满与不协调。在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为支撑官方机构的社会福利安排而征收的摧毁性税收造成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像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均出现了财政危机和社会不安定的状况。

前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争取共和党提名时曾说，在更少或者更多政府职能之间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在工资和食品券之间的选择。我们需要抉择:是要一个鼓励自我管理的、企业与个人共同进步的社会，还是要一个陷入特权与依赖性的停滞文化的社会？美国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国家？

终极追问:人们发展自己的天赋，学会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难道不比陷入对政府的依赖要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