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法规不只是会妨碍鲜活的大思路的产生，而且还会扰乱一个经济体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指令型经济常常造成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匮乏的原因。

朝鲜的食品非常短缺，1990年代有300万人饿死。2011年，该国向大约40个国家求助，要求更多援助（但其中大部分却被挪作军用）。大范围的营养不良缩短了人们的寿命。朝鲜人的身高平均比韩国人矮3英寸。

1990年代初，当时高科技企业家和博主约瑟夫·皮卡访问莫斯科时，情况相当糟糕，纯粹的生活必需品如水果、蔬菜以及厕纸等，普通百姓是买不到的。

即使是政府办公楼里，你如果幸运的话可以找到厕纸的替代品，即用旧报纸裁成的厕纸，放在悬挂于厕所门后的临时性三角形纸容器里。[46]

短缺的一般性原因是大政府的价格管制。政府着意于限制“贪婪”与“欺诈”。但记得吗？价格与利润是市场告诉人们哪些产品和服务受到欢迎。没有了这些关键的信息反馈，生产商不知道怎样聚焦其创造力。他们不能与市场互动，结果是没有能满足市场需求的足够的产品，或者因价格人为压低而形成短缺。(www.daowen.com)

大政府的指令常造成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客们通常以限制来对待问题。相比而言，自由市场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多是靠创造一些新东西或者增加供给。我们举个电话广告作为例子。政府的解决方法是让人们把他们的名字列入谢绝来电名单中。问题是，这并没有杜绝那些打扰电话。非营利性机构仍允许打广告电话，好多机构都在打。

而电话公司有它自己的解决方案:它给客户提供来电身份和语音信箱等功能，让人们能够识别这些电话。这些技术让客户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这也意味着制造与销售新电话的公司的工作岗位得以保证。

官僚机构很少以企业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回应问题。当纽约城的大都市交通转运局（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预算紧张时，它就取消一些公共汽车服务，结果帕梅拉·高林斯基律师突然发现没办法去上班了。高林斯基和一些通勤的同伴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帮助一位私人运营者在沿线开辟一条中巴服务线路。但政府机构很快又将其关闭了，因为运营者属无照经营。[47]

大政府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的管理规定保护了公众利益。但监管、税收、价格限制归根结底都是管控。管控总是意味着更少的供应，而非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