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确可以从“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件事上得到一个有关创新的教训，但不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想法。“斯普特尼克时刻”真正显示的是大政府不但没有去激发竞争力，反而摧毁了竞争力。

俄罗斯可能领先实施了它的空间计划，并开发了几款成功的超级计算机。但它的努力已被我们来自硅谷的创新反超。作家迈克尔·斯壮认为，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经济自由。

苹果、雅达利、微软、莲花等公司改变了世界，因为任何人若能开发出自己的软件或制造出自己的设备，就可以创设自己的公司。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没有“进入障碍”。而且，如果几千从高中和大学退学的人能够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在玩乐中创造出一些小工具，那就能改变世界。[42]

前苏联集全国之力开发“斯普特尼克”号，并将一个人送上太空。但这一创新是例外。由于数不清的法规与条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的创新力会发生迟滞。公费医疗是西欧的官僚国家以及某些亚洲国家在生物科技以及医疗创新方面落后于美国的重要原因。欧洲的新药开发要慢得多，那里的公费医疗价格管制妨碍了公司收回其成本并取得投资资本所需要的利润。

美国更加开放的市场和联合研究的文化是诺华公司重新布厂和在美国并购企业的原因。美国的研究人员出版的生物学和医药学论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个人电脑与其他发明起源于美国绝非偶然。重度监管的欧洲社会民主体制不鼓励美国式的风险承担与企业家精神，而这些恰是驱动经济增长及其创造力的源泉。在德国，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就被要求在董事会里有工会成员的席位。[43]一位有企业家精神的CEO在对公司发展方向作出必要改变时可能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得同意。公司都是联邦的成员，可以共同与工会谈判。这也会让维持现状更容易一些。

我们之前解释过，欧洲（除了英国之外）缺乏美国这样有深度的资本市场、向创业企业投资的渠道与载体，如共同基金、年金、权益基金以及创业基金等。寻求资本支持的企业无法借助于债券市场，就只能依赖于厌恶风险的大银行。对比之下，美国公司拥有1.2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而其欧洲同行则拥有6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44]

在欧洲比较惰性的市场上，首次公开募股（IPO）相对比较少见。正在快速成长的公司只能与大公司合并，且没有太多选择。有创造力的企业也会受到政府集中式的劳工法所限制。企业家创建一家企业非常困难，因为企业一旦失败，成本极其高昂。那些想要成立公司的人也需要冲破监管的重重阻碍，获得各种许可与牌照。(www.daowen.com)

1990年代，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人们每周工作超过35个小时。警察通常会检查公司停车场车子的车牌，以确信他们没有待在公司超过必要的7小时。

法国社会主义政府实际上认为，如果每个人工作时间更短，公司就会招更多的工人。任何有实际业务经验的人都知道，公司不可能通过让人们干更少的活而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你有一款成功的产品，需要更多雇员来帮助满足需求的话，你才会创造就业。

毫不奇怪，法国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勉强在1%以上，失业率超过10%。该法案在尼古拉斯·萨科奇任总统期间得以放松。但这也让劳工更加昂贵，超过7小时的工作就被认为是加班。

美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没有遭受到这种微观管理的约束。不过遗憾的是，现在这一点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奥巴马医改方案》之下，联邦政府告诉保险公司必须提供怎样的保单和只能收怎样的保费。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给政府更大的权力去关闭一家金融企业。而像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ur Relations Board，NLRB）这样的政府机构正在告诉波音这样的企业如何以及在哪里运营其业务。

恰好波音公司没打算将工作岗位分包到境外，或者搬家。波音仍在其本部华盛顿州制造大部分的梦想客机（Dreamliner）。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反对波音为满足日益堆积的订单在没有工会的南卡罗来纳州设立新厂。该委员会在拿到这家飞机制造商在西雅图招收更多工会会员的承诺后，决定退让了。这种干预行为开了一个让人不安的先例:如果政府可以指挥这个国家的某家公司在哪里运营，那它下一步还会再做什么呢？

记者兼福克斯商业新闻评论员约翰·斯陶赛尔（John Stossel）也曾经抱怨过，不计其数的保护安全法规对于创新恰似冷水灌顶。他问道，这些法规真的必要吗？斯陶赛尔指出，天然气广泛用于家庭取暖，大约每年杀死200名美国人。我们能否想象，如果这样一种“灾难性的”能源今天才被利用，会有怎样的状况？那么游泳池如何呢？

（游泳池）每年要杀死1 000名美国人。我想，如果这些游泳池今天还不存在的话，政府不会再允许开游泳池了。那么，那些有1吨重、16岁的孩子就可以在脚踏板的方寸之间进行驾驶和控制，以及驾驶期间不停地向外界排泄有毒气体的运输工具呢？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小轿车可能永远也不会离开图纸画板变成现实了。[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