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史蒂夫·乔布斯或者亨利·福特这些企业家成就的人，还是很难找到金融领域的创造力的，金融危机之后就更是如此了。

电影制片人迈克尔·摩尔表达的观点受到广泛认同，而不仅仅是得到了极“左”派的认同。他的观点是“做出了东西或者发明了东西”而受到奖励是可以的，但反对“奖励那些以钱生钱的人，那些将钱挪来挪去、把抵押贷款分割一千次，然后卖到中国的人”。[24]

在右翼，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颇具希望的纽特·金里奇，当他谈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米特·罗姆尼时，在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中引发了一场骚动。罗姆尼作为贝恩资本的共同发起人，1990年代还在管理该公司。金里奇问道:“资本主义真的就是一小撮儿富人操纵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的生活，然后拿钱走人吗？或者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吗？”[25]

其他人则质疑罗姆尼在纳税申报上的道德问题。有数据显示，罗姆尼只支付了15%的税率，因为他的收入来自投资收益。罗姆尼的批评者们或者媒体很少花时间去推敲资本利得税的合理性。批评者们高谈阔论，好像资本利得是一个确定的收入，但实际上，大部分新创立的公司以破产收场。资本利得税比较低是因为罗姆尼这样的投资者让自己的钱冒险用于可能不会成功的其他的事业，从而也帮助了社会。不是罗姆尼的所有投资都成功了。成功的投资确实带来了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并为不计其数的投资者和股东带来了上亿的收益。但在那些高声叫嚷的批评者看来，罗姆尼只是“把钱挪来挪去”，并且拿到了不公平的税收减免额。

这些情绪来自由来已久的偏见。经济学家托马斯·斯威尔曾精彩地论述过长期存在的、贯穿于各种文化背景的对“中间人少数派”的不信任。中间人不仅包括犹太人和美国的亚洲移民，也包括了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bos）和印度的帕西人（Parsees）。斯威尔解释道，有关他们的偏见绝不止于不同的种族问题。“零售与放贷一直被认为在经济上不复杂，不能给一个社区的福利增添任何价值。”[26]就像迈克尔·摩尔那样的人，他们数百年来就一直没能明白那些“以钱赚钱”的人实际上还是做了一些事的。(www.daowen.com)

摩尔之类的人错得非常离谱。像贝恩这样的私募股权和投资公司正是美国创造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很少有人了解到，创业资本行业发源于美国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美国现象，除了英国的特例之外。在2008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在新兴公司上投入了270亿美元，同比英国只投入100亿美元。[27]而在荷兰和法国，投资规模要小得多。在意大利，创业资本活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像贝恩这样的公司正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能够成为创新、岗位提供以及财富创造的发动机的原因。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第5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贝恩资本帮助过很多公司成长和繁荣，包括史泰博（Staples）、天气频道（The Weather Channel）、布鲁克斯通（Brookstone）、西利公司（Sealy Corporation）以及汉堡王（Burger King）。

但纽特·金里奇怎么会抱怨像贝恩这样的公司常常摧毁工作岗位呢？确有破坏工作岗位之事，但这样的控诉非常误导大众。即使没有贝恩这样的公司，经济也在不断地创造和破坏工作岗位。我们在本章开篇就解释了，对某些工作岗位及某些公司的创造性破坏是市场活动的一种必然结果。基于芝加哥大学、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创业资本公司长期看并不比其他经济体对工作岗位有更高的破坏率。最初破坏的工作岗位比较多，当时他们正重构公司的流程，让这些公司能够更好地竞争。但后期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抵消了最初的损失。许多公司本来会破产，但被拯救下来后以更好的姿态开始增长。

丹尼尔·亨宁格（Daniel Henninger）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我们走出1970年代经济的萎靡不振之后，类似贝恩这样的公司在之后的十年里通过重塑各种“跑不动”的公司而帮助“拯救了美国”。亨宁格提醒我们，“回到那个被称为‘贪婪十年’的时代，搞资产剥离的野蛮人就在门外。可能有关当时那种流行的所有事情都是错误的。但如果正确理解的话，则包括贝恩资本在内，1980年代都是伟大的年代，当时具有良好弹性的美国发现了一条救赎自己而不成为当今欧洲——全球曾经盛极一时的过气者——的道路”。[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