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亚当斯印证了他自己的观点。博览会展示了那个世纪的科技成就，这使亚当斯感受到了一种类似宗教顿悟的东西。这位历史学家“开始感到40英尺的发电机是一种充满道德的力量，就像是基督徒对十字架的情感”。在更加眼花缭乱的21世纪，这种感情可能在有些人看来荒谬可笑，但亚当斯却为自由市场创新的道德价值找到了很好的论点。比仅仅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势力，那些大政府的倡导者们喜欢称之为“更大的善行”。

今天，我们对两个世纪之前条件有多艰苦很少有感觉。就像作家及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所描述的:

平均每一代人中会出现一次饥荒对文明世界的侵袭。疫病攫取了数千人的生命。1780年代，法国家庭用4/5的收入购买面包（仅仅是面包），以便活着。在1795年，法国人的预期寿命是，女人27.3岁、男人23.4岁。在1800年，全德国只有不到1 000人的收入高于1 000美元（以当今的美元为计值单位）。

言论与宗教的自由十分罕见。在大多数文化中，绝对统治者同时控制着政治、经济和道德文化。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传统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生活处在严格的管束之下。[9]

诺瓦克写道，市场经济在英国、美国的发展改变了一切，“跌跌撞撞了5个世纪之后，人们终于找到了以持续和系统化的方式积累财富的方法”。[10]经济自由催生了一个创新的世纪，大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能够关注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事情了。他们获得了更大的“个人选择自由”和类似“丰富的食物、新饮料、新技巧和新假期”的优势。

哲学家托马斯·霍比斯曾将生活描述为“肮脏、残酷和短促”的，但每过一代人就觉得这越来越不真实。

英国记者马修·莱德利在其有影响力的畅销书《理性优化者》中描述了自由市场如何有力提升人类生活水平的点点滴滴。(www.daowen.com)

大多数人（今天）吃得更好了，得到了更好的庇护，得到了更多的娱乐，对抗疾病的能力也更强了，于是他们活到了祖先们从未活到过的更高的年龄。

即使算上那些仍生活在贫困、疾病和短缺中的数亿人，这一代人还是得到了之前所不能想象的更多的卡路里、瓦特、流明（光通量单位）、平方英尺、G（存储空间）、兆赫、光年、纳米、每英亩的蒲式耳（粮食产量）、每加仑的英里数、食品里程、航空里程以及更多的钱。人们拥有更多的维可罗（Velcro）粘扣、疫苗、维生素、鞋子、歌手、肥皂剧、切芒果机、性伙伴、网球拍、制导导弹以及任何其他能够想要拥有的东西。有人估计，在纽约或者伦敦，人们能买到的不同产品数量可能超过100亿种。[11]

莱德利告诉我们，即使在贫穷的国家，人们也更长寿了。“现在的墨西哥人的平均寿命也已经超过了1955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波兹瓦纳人的收入也已超过了1955年芬兰人的水平。”食物、衣物、燃料和住房在过去几十年里都逐渐便宜下来了。

看似奇怪，但家庭住房平均成本可能还是略低于1900年或者1700年的水平，虽然现代住宅具备了更多现代化的方便设施，如电力、电话以及管道给排水系统。[12]

我们的劳工也拿到了更高的薪水，他写道，“当今1小时的工作可以挣到300天阅读照明用的钱；1800年工作1小时只能挣到10分钟的照明开销”（如果大政府迫使消费者购买那些昂贵的灯泡的话，这项成就就大为逊色了）。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各种提升得以实现的最核心力量。企业家及自由企业的传道者迈克尔·斯壮相信，“创建新企业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积极改变的最有力的方式。如果当前用于零和政治冲突的精力逐步转移到创建可持续经营的企业上来，那么对世界累积的正面影响就会非常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