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德，”诺贝尔桂冠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说，“就是培育人类良好的一面。”[1]由于不受限制性规章及摧毁资本的税收制度的约束，个体与企业具有更大的空间去发现新方法，以满足其他人的需求与愿望。公开市场的自由空间让人们得以脱离传统方式并尝试新的办法。它还允许市场上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公司进行探索，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它也允许人们取得利润，为自己的新想法和新企业提供资金，从而鼓励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

公开市场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让短缺变成丰裕。以硅为例，没有自由市场释放人们的才智，硅就只能保持其海滩之砂的自然状态，而不是用来给数十亿的计算机提供动力。

有道德的创造力是有代价的。我们注意到，有创新就会有试验和失败。某些想法与做法会被市场抛弃而面临失败。失败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家而言都是痛苦的，但这对于认知过程及其后更大的成功却是必要和重要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哈福德指出，高科技作为“最近40年最成功的行业，是建筑在失败再失败的基础之上的”。[2]很少有人记得苹果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两款产品iPhone和iPad，在1990年代牛顿公司时期就已造出了原型。但那是一种早期的手持设备，面市时被大家广泛认为荒谬绝伦。

成功的创新也带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当一款新产品出现时，旧技术所对应的工作岗位即会失去。通过iTunes技术创新音乐购买的iPod，让音乐的获取更便捷、更便宜。但实体音乐零售店大多因过时而被淘汰了。这种突变是痛苦的，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则是有益的。(www.daowen.com)

大政府则相反，它会努力压制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大政府的工作就是维持秩序与安全。大政府的政策来自一小撮儿官僚而不是市场上的天才群体。利润常常是被控制甚至被禁止的对象。为了给大政府这头巨兽提供必要的维护而征收的税，吸走了技术进步所必要的资本。大政府控制的经济或市场（如医疗市场），不是在培育创新，而是在各种规章与官僚僵化体制下的停滞与萎缩。

底特律汽车制造城的败落就显示了大政府如何压制企业与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政府的各种法规取悦于政治上强势的工会，但却让汽车制造商承受僵硬的作业准则和高成本。汽车行业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努力去创新和竞争。比较一下政府导致的僵化症，与政府干预行为一直受到限制的勃勃生机的硅谷，这里的公司与人们一直自由地试验，从失败中学习。这一自由——自由地失败以及自由地成功——已经催生了一个有活力、重创新的社会，其技术创新为美国经济增添了活力。

终极追问:你想要生活在一个短缺与官僚主义构成的停滞社会，还是一个有更多工作岗位、更多产品和更多机会的活力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