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希拉里·克林顿告诉一群富有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说，政府不断扩张的收入要求意味着他们需要让自己适应未来可能的高税收。没人愿意倾听这些内容。于是希拉里换了一种说法，她告诉他们说:“我们会代表公共利益从你们那里拿走一些东西。”[58]

当然，从一个房间里的人们手里把钱拿走并不会提高他们的公共利益。从那些为国家创造工作岗位的富人那里把钱拿走也看不出是要去帮助穷人。

“公共利益”的论点常常用来劝说人们接受更多强制性的税收和监管。但自由市场本身，而不是大政府的官僚机构和管制，才是真正推动有益于公共利益的经济繁荣与民主。

如前文所述，史蒂夫·乔布斯如果成长在叙利亚——他生父的出生地，那他就不会发明出改变世界的各种新成果。在每一个案例里，公共利益要得到最好的满足，必须在个体与企业都具有最大选择自由与选择能力的环境下。在美国，人们活得更久，生活标准也更高。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特别是柏林墙的坍塌之后，印度、中国、巴西和中东欧、拉丁美洲及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财富增长。

经济历史学家戴德瑞·麦克劳斯基称世界经济自由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大事”。开放市场可能是突发式的，但最终开放的市场广泛地提升了世界人民的公共利益:“对自由市场理念的尊崇带来了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以2010年价格看，人均收入由1800年世界范围内的每天3美元增长至平均每天超过100美元。”[59]

最贫穷和最糟糕的情况都可以在政府主导的发展中世界里找到，那里的官僚机构对经济活动设下的障碍数不胜数。要在津巴布韦开设一家企业，企业家要向政府缴纳的费用相当于这个国家人均收入的五倍。在美国，所需的费用只是象征性的。[60]

在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政府给予人们自由拥有财物的权利，则公共利益就会取得难以估量的增长。那些不相信地主和“贪婪的”开发商的人，也不会欣赏财产所有权的符合道德的一面。人们拥有财产权时，土地和建筑物都可以用来抵押成为资本的来源。中国寻求放开其经济时，就开始向民众授让更多的财产权，让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房子下面的土地却是国家的，国家可以随时收回。[61](www.daowen.com)

威林耶稣大学资本主义与道德研究所执行总监爱德华·尤金斯指出，财产所有权鼓励自主决策，因为它是以人的自由欲望与生存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基础的。[62]

这就是为何经济自由一直是另一项社会公益——民主的推动力的原因。以尤金斯的话说就是，“自由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63]在市场上，拥有了选择权的人最终都会寻求更多政治上的选择权。

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森·特纳在有关美国拓荒者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特纳假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在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州宪法中，争取更多自由投票权的动力来自这些州边疆地区的人们。他在《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一书中写道:“民主作为国家一个有效力量，源自杰克逊及威廉·亨利·哈里森做总统时的西部多数地位，这意味着边疆的胜利……”[64]

卡托研究所的丹尼尔·格里斯伍德解释道，公开市场提升民主水平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自由与贸易提供了一个与政府权力相抗衡的力量”。[65]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个体与企业，拥有需要保护的资源，更可能站出来对抗独裁统治者。

最后的好处:经济自由与选择权让人们更幸福。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员塞巴斯提埃诺·巴瑞塔和皮尔特罗·纳瓦拉分析了从世界价值调查数据库、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指数中抽取的60个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幸福与经济自由及独立自主的感觉正相关，与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正相关。[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