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高级记者查尔斯·盖斯帕里诺有一个关于曼氏金融集团的有趣观点。他相信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债券上下了高风险的赌注，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些国家恰似美国的最大金融机构一样，太大而不倒。正如盖斯帕里诺所写的，科尔津的投资基于如下基本态度:“如果你可以救助一家客户存款达10 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花旗银行），那为什么不能救助一个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呢？”[54]

换而言之，科尔津因为意识到大政府的保护与监管非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鼓励投资者投资不用太谨慎。如果他能预料到意大利及西班牙政府也可能倒闭，那么他就不会那么快去承担这些巨大的风险了。盖斯帕里诺认为，曼氏金融集团的失败就是政府监管过度所造成的“道德风险”的一个例证。这一点我们在下述第4章中还会讨论。

英国经济专栏作家蒂姆·哈弗德是《适应:为何成功总是以失败开始？》一书的作者，他相信大政府对市场的强迫性干预增加了风险，因为它扼杀了市场进行自我管理的自然冲动。那些因为大政府的规则和安全措施而相信市场“安全”的人们，将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自由市场则相反，它要求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你——而非政府——是决定你的未来的主要因素。你会更倾向于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因为你将承担其后果。

大政府的胁迫性法规与监管不会引入道德与责任的概念。人们必须要自己选择做符合道德的事，因为他们信仰道德或者他们认为道德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过于庞大和强制性的大政府难以让社会发展出自己的道德罗盘——不仅仅是因为偏好干涉市场法规的缘故。政府运行的社区常常会限制宗教机构的影响，或者干脆禁止它的活动。(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宗教亦遭禁止）也遭受到类似的道德与信任问题。前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的腐败与暴力在商业领域泛滥而臭名昭著。政治寡头，包括前克格勃成员在内，掠夺了石油和天然气等有价值的工业资产。虽然此后情况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存在。

亚当·斯密和其他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自由市场只能运行于社会及宗教机构能够帮助培育道德价值并达成共识的社会里。学校、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等机构都能产生非常关键的道德影响力。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信教者。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价值观和其他基于犹太-基督教教义的准则都已成为行动者的重要指南。

迈克尔·诺瓦克解释道:“商业社会的根基——创新与发明的习惯、对努力工作的尊重、更加看重未来——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训诫。”[55]在诺瓦克看来，美国的缔造者们认识到“宗教与道德在约束商业本能、使其保持在边界以内、引领人们避开自我毁灭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引述托克维尔的话，“有许多事情法律不能阻止公民去做，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却阻止了他们”。[56]

在托克维尔时代，人们对美国的一个共同认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国家必须有一群自我管理的个人。自由并不意味着持有执照。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要求人们能够控制自由的冲动——人们要能够放下自私和其他现世的欲求，共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用本·富兰克林的话说:“只有道德的人民才有自由的能力。”[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