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悄然强化的胁迫还有更加糟糕的一面。违反法律法规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联邦机构不断地付诸武力进行应对。

2009年，一些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署的武装人员聚集于吉布森吉他厂——总部设在纳什维尔的有百年历史的乐器制造商。武装人员找到了红木和乌木，这些都是政府认为非法进口的木料。但该公司声称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的，而之前也没有针对吉布森吉他厂的诉状。这不是一桩孤立的案件。带枪的武装人员对完全没有意识到违反法律的商人进行突袭，这种情况并非鲜见。

除了传统的司法执行队伍之外，还有大约13.8万名官员在为联邦机构工作。调查员的数量正急剧增加。来自司法部、财政部和国土安全局之外的司法诉讼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了大约50%。[32]

经济学家及前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员保罗·克莱格·罗伯茨及其著作合著者劳伦斯·斯特里顿说，过于热情的公诉人正不断地对传统上不具备犯罪动机的个人提起刑事诉讼。两位作家在其著作《良愿暴政:公诉人及执法人如何以正义之名践踏宪法》中引述了许多案例。[33]

倡导自由市场的人士常常提起大卫·麦克纳布的悲剧案例。大卫是一名捕龙虾的渔夫，他家从事这一行业已有数代之久。国家海洋渔业署根据一份匿名传真没收了他的船和7万磅龙虾。起诉他的罪状是:捕捞的多刺龙虾个头不够大，违反了《野生动物和渔业法》。麦克纳布的龙虾捕自洪都拉斯附近的加勒比海域，这对美国基本不产生影响。但最终司法机构还是依据吉布森吉他案件里一样的《雷斯法案》（Lacey Act）起诉了麦克纳布、两名顾客和一位分销商。该法案禁止以违反地方、国内法律及规章的任何方式捕获任何野生动物，不仅是美国的法律，而且是任何国家的法律。审判期间，洪都拉斯政府试图干预并声称麦克纳布没有犯罪。最终，麦克纳布在监狱待了8年，他的合伙人则被判了10年。[34]

每个人都想保护环境和濒危物种。但这意味着我们应使用对付大多数暴力罪犯一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被怀疑违反这些法规的疑犯吗？何况对于这些疑犯而言，有时仅仅是他们一些不自觉的行为而已。(www.daowen.com)

不仅是一些小地方的联邦机构正变得张狂，更让人们感到紧张的另一趋势是强迫无辜第三方接受的资产罚没的情况也逐渐增多了。执法者很早即已拥有对于由犯罪活动所获得的资产进行罚没的权力。但进入1990年代以来，对资产罚没的实施措施如此激进，令人非常不安。2010年联邦政府罚没了大约25亿美元的汽车、船和现金，两倍于2005年的量。[35]

在联邦政府调查一家运钞车公司的过程中，詹姆斯·列托被罚没了39.2万美元现金。列托并非任何罪行的嫌犯，只是他恰好雇用了联邦政府正在调查的运钞车公司为他提供的支票兑现服务而已。[36]

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最后他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所有的钱。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这么幸运。这家运钞车公司的其他无辜客户被当作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这些人常常只能拿回1美元中的20美分。《华尔街日报》指出，帮助联邦政府处理这些犯罪案件的州执法机构获准占有这些资金的80%。因此，有关机构对归还你的钱存在反向激励——即使你从未做过任何错事。这些罚没资产的本意——就像前文中美国运输安全局的搜查一样——可能是通过强制执法保护公众的利益。但政府变得如此庞大和官僚，最终的结果常常是美国运输安全局式的对个人利益的漠视。

支持由大政府进行控制的立法者很少想到这些政府机构干预个人生活自由的巨大潜能。由于我国的民主制度，一般的美国人认为大政府的权力，以罗伯茨和斯特里顿的话说，“是一种向好的力量，对其约束越少越好”。两位作者警告大家要再想想，“当选的代表不再制定法律时，自我治理就停止了。最后，不受约束的权力用列宁的话说就变成了‘直接依赖于暴力的无限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