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越大，就有越多的官僚机构寻求扩大其权力。“帕金森定律”也适用于胁迫的情况:最初版本的美国宪法篇幅只有4页4 400字。对比2 700页50万字的医改法案，即使是其支持者也觉得太冗长，还有长达2 300页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法律专家及改革者菲利普·霍华德写道:“‘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法律’已给我们带来‘超过1亿字的成文法律与规章’。”[26]

每一项法规、规章或者一种官僚体制都可以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许多难以预料的危害。当奥巴马政府宣布其医疗法案将迫使雇主及天主教堂违反其信仰为包含避孕在内的各种活动提供保险时，信仰各种宗教的美国人都被激怒了。

天主教协会主席提摩西·杜兰表达了整个天主教会的深深的震惊:“联邦政府历史上从未有过迫使个人与机构到市场上购买一种违反他们道德观的产品。这绝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宗教权利位列人权法案之首的国家。”[27]

这种对待天主教会的高压政策仅仅是确认了奥巴马医改反对者的担心。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预测，该法案的胁迫性会延伸到医疗领域之外。这种权力的过度延伸是如今庞大立法体系的典型表现，明白地赋予官僚机构近乎无限制的权力。2010年签署生效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即是这方面的杰作。拥护法案的人声称该法案所谓的改革是必要的，能够防止人们遭受不负责任的公司的盘剥，并防止类似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再度发生。但我们已经有了法律保护人们不受欺诈的侵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对由政府设立的畸形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所造成的按揭市场的巨大扭曲完全不作为。

该法案所做的就是成立官僚机构，如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并赋予其“识别并响应金融体系出现的风险”的职责。而“系统性风险”由何构成却从未言明。政府说“就是”——一定是每天都会变的。(www.daowen.com)

上述法案的另一个创造就是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其职能为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企业“不公平、欺诈或滥用”行为之害。[28]实际上，这可以解释为任何事情。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加图索指出，“‘滥用’是一个特别开放的词，之前从未在法律条文中加以定义”。[29]

含糊不清实际上正是2 300页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的特点。遗憾的是，这并非偶然。有待解释的法规给予官僚机构更大的权力，给政治动机的强制执行、不公平以及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悄然进行的胁迫也表现在征税上，正如社会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臭名昭著的“最低选择税”（AMT）在1969年开征时只适用于富人，但到了2012年，该税则影响了大约400万个家庭。2013年，该税则将波及2 700多万个家庭。在大政府的胁迫世界里，称之为“散财”。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最后都变穷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