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关注焦点在于其自身内部的需求，正因为如此，政府不应当具有决定有关你医疗方案的权力。政治驱动的政策推出了让人烦恼的自行车道，汽车行业的救助政策愧对纳税人并嘲讽了立法原则，这些已经够糟的了。而在奥巴马医改政策下，自私、政治化的官僚机构会越来越强地影响任何一个人的医生的决定。这对每一个美国人而言都意味着危险且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府机构对医疗方案省钱的需求会不断压制你的治疗需求。这种锱铢必较的态度将影响人们的治疗，不管人们是由政府保险还是由私人机构保险。

社会改革的激进派会嘲笑“死亡小组”的想法。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秘密决定别人死活的委员会。但奥巴马医改产生的各种新机构相当于在进行医疗保险的配给。正如南茜·佩洛西的预测，美国人正在明白这个庞然大物里卖的是什么药。有一条颇具争议的法规为相对有效研究（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CER）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有效研究意在为保险公司和医生提供在最低成本下获得最佳结果的医疗方案信息。表面上看，这挺温和的，但这件事的实质却相当险恶:相对有效研究源自于英国国家医疗体系的概念。英国相对有效研究机构是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缩写名为NICE（英文指“好”的意思）。该机构产生的数据用于英国医疗额度分配。

英国设了一个“质量调整的寿命年限”指标，实际上就是为个人每增加一年寿命的价值给出了一个价签。卡图研究所医疗政策分析师迈克尔·坦纳解释说，“精确地讲，每延长一年寿命大约值44 000美元”。[22]

如果给某位患者的一项医疗方案不能在“质量调整的寿命年限”的意义上提供足够的价值，则英国政府可能不会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什么？比如，你年届70岁并需要做心脏手术（很多人在这个年龄都要做），那么我们这个官僚化的医疗新世界可能会否决你的治疗，因为不能满足“利益”的相对有效标准。忘了你作为一名病人的个人需求与愿望吧！

奥巴马总统暗含的意思是，这种对老人的医疗限额配比即将实施。他抱怨道:“长期病和生命即将终结者的费用大约占到总医疗费用的80%左右……在这方面要进行一场民主讨论是非常艰难的。”[23]

华盛顿州的医疗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计划，也负责监控提供给雇员及医疗补助接受者的保险单，并展示在相对有效原则下你能够预期的治疗类别。委员会最近质疑了对18岁以下儿童进行葡萄糖监控的必要性，但这一措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标准的治疗方法。这项治疗甚至是“贪婪”的私营保险公司也会提供的。[24]

后来呢？在公众声讨之后，医疗技术评估计划最终决定继续提供葡萄糖监控治疗的费用，但该机构还是限制了慢性背痛者昂贵的脊髓注射的费用。(www.daowen.com)

之后又有了强势的独立费用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削减认为过于昂贵药物的赔付率以控制医疗成本，以及不鼓励医生开这些药。太平洋研究所的著名医疗分析师萨莉·派匹斯及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对老年人的医疗配给。[25]

大政府的倡导者可能会回应说，没有奥巴马医改，私营部门也会通过价格机制“配给”治疗方案。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自由市场上的公司与政府官僚机构不同，不会以削减什么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如果市场上有更多对食物、衣物或者平板电脑的需求，企业家们会找到满足需求的途径。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医疗领域的公开市场，那么解决方案很可能就不是削减能够帮助老人缓解病痛的昂贵注射费了。生意人会发现新的方式方法，提供更多服务却花费更少。这一形势已经在当今不受法规影响的零星医疗市场里出现了。一个例子是流行感冒的针剂已能够在沃尔格林（Walgreens）折扣柜台上买到。

支持中央集权的人坚持认为大政府在改革医疗体系上是必要的。而当今医疗体系是应对监管而演化的结果，不是应对客户需求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雇主受战时工资与价格控制的管束不能提高工资，于是他们开始提供医疗保险。联邦税法允许雇主税前扣除医疗成本，使该做法制度化。

结果呢？出现了一个由政府设计的行业，各家公司成为健康保险的主要买家。市场就变成了努力满足这些企业需求而非其消费者需求的状况。

在一个真正的开放市场中，个人而非公司将成为健康保险的主要买家。购买健康保险而享受税收的应当是雇员，而不能仅仅针对雇主。这样，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的障碍才能被去除。

几项很简单的改革就能很快形成一个消费者驱动市场。如果你是健康保险市场的主要买家，保险公司、医生、医院会围着你转，竞相争取你的生意。从政府监管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企业家们以及那些解决问题的高手们将会满足你的需求，就像他们在每一个市场上所做的那样。你会得到细心而友善的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价格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