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支持大政府的政治家，如总统本人，也不时承认，经济上的自由与有限的政府管制最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2010年中期，国会选举总统时对其所属的民主党发表了谴责，总统及其支持者们还是同意延长布什总统的税收减免政策的，并难得地承认了核心自由市场原则。他们也认为，增税对于努力挣扎于经济衰退之中的人们而言危害极深。在另外一些场合，奥巴马总统也承认简化政府机构以释放经济活力的重要性，虽然有些人觉得总统当时的态度未见得特别认真。

我们宁可相信这些发言并非政治压力下的简单回应，而是对超越政治的经济常识性原则的难得一见的承认:要想促进繁荣、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促进社会向前发展，最好采取支持市场化的政策，如合理的税收与监管。如果除掉各种制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人们会更容易开展商业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同时财富创造也更为容易，不仅为自己，同时也为他人。政府只需要不惩罚成功，让人们把挣到的钱留存更大的比例即可。

然而，这种清晰、简明的逻辑常常难得一见。更多情况下，激进派的政治家们和社会活动家们会回归老的经济观念，坚持认为更多的政府介入才是对任何真实和可察觉的不公平现象的唯一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好的年景还是差的年景，不管是医疗危机、住房危机、肥胖危机还是就业危机，出了问题，总是被视为一种“紧急情况”。

那些提出其他意见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冷酷无情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在2010年一上任，就不得不削减失控的州政府支出，不然就发不出3月份的工资了。[5]结果他被痛斥为“阿道夫·克里斯蒂”，他的预算被称为“对穷人的侵犯”和反面教材。人们可能认为克里斯蒂关闭了整个社会服务机构，而事实上，新泽西州在每一名学生身上花的钱仅次于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

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Scott Walker）面对很大程度上由高雇员成本造成的数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希望重塑本州的理智财政。他像一名负责任的CEO一样做了该做的事情，但换来的回报呢？是白热化的工会抗议活动和对他的罢免选举。幸运的是，他总算没有被罢免。

当年国会议员保罗·瑞恩（Paul Ryan）提议的共和党预算案建议，将政府开支削减到经济危机和“奥巴马大狂欢”之前的水平，大家还记得当时人们的反应吗？瑞恩的计划包括了各种阻碍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发生严重问题的方法[6]，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成本失控已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结果瑞恩被政治对手以政治漫画描绘为将轮椅上的老妇推向悬崖的人。

克里斯蒂、瑞恩和沃尔克都被描绘为极端分子，而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上百万的家庭和私营企业在成本与开支失去控制时努力去做的事:寻找回头的路。这种财务上勒紧裤腰带的做法可能是痛苦的，但同样的事情在私营领域每天都在发生。理智的人们，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通常都能判定这种举措是务实的、必要的和负责任的。

那么为什么大政府的倡导者会公然地将这样的行为归结为不道德呢？

回答显示了有关大政府的一个基本真相。当今的预算和政策辩论真正的主题不是医疗危机，或者一些其他危机，而是大政府典型的需求膨胀。大政府将自我膨胀的需求置于第一位，置于人民的需求之上。

历史学家诺思柯特·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在1950年代所著的经典管理著作《帕金森定律》中鲜明地提出了官僚机构的这一核心特征。20世纪早期对英国海军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水手、船厂工人以及战舰数量都急剧下降，但管理这些领域的官僚机构却逆势膨胀。

帕金森讽刺道，“要做的工作和可能分派的员工规模”之间的关系很小或根本不存在关系。[7]

政治家们和纳税人曾假设（虽然有个别存疑的情形）公务员总数量的不断上升反映了需要处理的事务量的增加……但事实是官员的数量与事务量之间彼此根本没有关系。[8](www.daowen.com)

帕金森应该讨论过我们这个不断膨胀的大政府及其不可胜数的冗余机构和项目。2011年，美国审计总署总结了数十年来冗余、未审查的联邦机构的增加情况。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审计总署发现:

……超过100个项目处理地面交通问题，82个项目监控教师素质，80个项目提升经济发展，47个项目强化岗位培训，20个办公室和项目帮助无家可归者，17个大型项目从事灾难准备，另外有15个机构或办公室处理食品安全问题，5家机构工作的目标是确保联邦政府可以少用汽油。[9]

所有这些官僚机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大政府正做着非常彻底和到位的工作去帮助和保护人们。那份审计报告的结论实际上是相反的。报告引述了2010年全国范围内召回超过5亿枚遭到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的案例。这一事故的部分原因是总共有4家机构对鸡蛋的安全负责。[10]这么多人负有责任，最后实际上没人负责。人们可能会说，这根本就没有最基本的效率和常识。

《帕金森定律》不仅总结了政府官僚机构的特征，它也指出了在私营领域的许多公司变得过于庞大和无效率后也难逃厄运。苹果、GE、思科和美洲银行都是在过度膨胀之后或者时世维艰之时需要大规模裁员的众多公司的代表。在大政府的世界里不存在这项纪律，因为政府领域不存在市场反馈，即以赢利或亏损来标识人们的需求是否成功得以满足。

缺乏这项关键信息，实际上也就没有失败一说。不合时宜的机构不能关闭，就只能越来越庞大。洛约拉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迪洛伦佐（Thomas DiLorenzo）用“官僚机构的无效性”来解释“作为一项规则，政府机构的绩效越差，就能得到越多的钱”这一现象:

美国航天局在一艘飞船爆炸之后，该机构的预算获得大幅提升。政府学校办得越糟糕，就能拿到越多的钱。对抗毒品的战争每年都是大失利的结局，这保证了我们花在禁毒上的钱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列举。这与自由市场上发生的事情刚好相反:在自由市场上，能够成功取悦客户的机构得到财务上的奖励，反之则被惩罚。[11]

支持大政府的政客们一直坚持认为，要解决任何问题，就要设置更多的机构和提供更多的费用。而当前大政府已经消耗了人们挣到的10美元中的4美元。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这个比例一定会在2035年达到50%以上，如果不是更早到达的话。美国的总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在2011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达到历史上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次高水平。而1900年，当时政府开支仅占GDP的比例不到7%。[12]

美国政府最近花掉了那么多税收资金，美国人民得到了什么？作为美国当局2010年医疗体制改革的奥巴马医改，造就了一头远超出帕金森最可怕的噩梦里才会出现的政府巨兽:庞大、无效率。预期医改后政府可能还要多雇用1.6万名国税局税务师来执行这些法规。同时，这项改革还会实施多达2 700页的新法规，并需要新成立超过150家政府机构。政府实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创设的官僚机构更多，它让美国经济体受到最严格管制的行业之一——金融服务行业——受到400页新法规的监管。而这些还只是热身而已。政府人员的薪酬正在爆炸式地增长。《今日美国》报道，美国交通部在本次衰退之初只有一个人的薪资达到或超过17万美元；而18个月后，薪资水平达到这一金额的大约有1 690人。[13]农业部的预算则超出了这个国家农民的净收入总和。

很容易理解作家威廉·沃格利（William Voegeli）对自由主义者要求增加政府职能太过随意、缺乏“限制性原则”的感叹。[14]不幸的是，有这种冲动的并不限于自由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创设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并大幅扩张了这些机构的权力范围。乔治·布什总统于2003年推出了美国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这又是一项新的福利计划。

在这个到处泛滥着“帕金森定律”的大政府年代，各种税收需求更是无休无止。虽然这些税收会给经济带来摧毁性的影响，但这些税收对于所支持的项目却似乎从来都是不够的，而大政府还在说私营经济是“贪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