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民工家庭的代表，中部地区的Z姓家庭颇具典型性，家中既有传统的中国农村女性，也有身份、经历迥然不同的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家庭成员由于社会环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两代农民工存在文化观念、社会流动、城市融入和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差异。笔者主要是基于国家政策调整、社区发展变化、农民工主体再造、农民工家庭整体迁徙等层面对此进行解读。同时，家庭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变迁、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等值得思考。

1.消除壁垒带来自由流动：国家政策调整提供强力保障

从国家政策角度看，国家针对农民工政策的调整是农民工代际流动变化的主要原因。第一代农民工多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外出打工，从80年代初持续到90年代初。1983年，国家决定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建立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拉开序幕。1984年，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紧接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政策，提倡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鼓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用工部门有计划地从贫困地吸收劳动力，动员国营企业招用农村地区劳动力。但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还处于萌芽阶段，规模较小，流动半径也较小，主要在本县和本省进行短距离小范围转移。到了80年代中后期，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和方向。特别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取消，各地农民工突然大量涌入沿海，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工潮，这一现象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这一时期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外出打工农民勤劳肯干，忍耐性强，对生活的要求极低，基本未考虑养老问题，大多考虑的是房子和子女，也希望子女成为他们年老后的最大依靠对象。30多年来，第一代农民工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退出城市舞台，淡出公众视野。据估算，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近2.7亿人，其中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农民工高达3600万人。

进入新世纪，国家对于农民工政策进一步调整。2005年3月3日国务院第85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将“制定和完善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2006年3月国务院第5号文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又明确指出，“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2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指出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统筹城乡发展、有序推进城镇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采取有效措施，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新型社区，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起共享我国改革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成果。国务院和中央相关部委的这一系列文件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明确：“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政策具有战略意义，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抓紧制定，尽快完善，切实贯彻落实。”

2.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回归乡村：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

从社区发展变化看，如何在完善城市社区对农民工的接纳基础上在乡村加强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让农民工既能很好融入城市又能顺利回归乡村的健全机制是问题核心所在。社区是国家结构最基础层面的单元，也是国家体制的重要载体。加强社区管理，搞好社区工作，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文化素质，维护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社会管理既是对整个社会（国家或行政区域）的管理，也可以是对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思想领域人的活动的管理。狭义的社会管理是对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的管理，其着眼点是社会秩序。”亨廷顿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与乡村动员，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提出要扩大基层民主，用民主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群众可以广泛地、直接地参与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则通过对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通过治理“空心村”强化农村社会管理，消除可能引发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推动形成政府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的局面。农民进城的门槛过高，农民工如何在户籍、养老、医疗等方面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待遇；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如何享受教育、卫生、服务和权益等社会保证问题；如何改善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改变农村的冷清、凋敝、卫生落后的现状；如何为农业生产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如何让农村充满活力并留住人；如何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问题，疏通资金、人才、技术等社会资本向农村的流动渠道，是制约目前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允许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理念的提出，这对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对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证农民公平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对于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对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对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让广大农民有尊严地生活将起到保证和促进作用。因此，要关注农民工家庭成员流动时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精神状况，要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形成适宜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发展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对一部分愿意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市民化的途径定居城市，另一部分则通过回归乡村建设“美丽乡村”。

3.农民工主体再造：社会适应能力与自身素质的提升(www.daowen.com)

从农民工的代际更替看，其自身素质及社会适应能力及心理调适能力与其最后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部地区Z姓农民工家庭的代际更替和城乡社会适应力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深层适应要求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在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之后，最基本的生存适应也随之完成。但是他们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缩小。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这种心理的适应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认识是否正确，与城市人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在农村社区中，社会结构简单、新事物不多，人们按照传统行为规则行事。而在城市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与事，面对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传统的知识与规则已经无法指导，需要人们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才能在新环境、新情况、新事物面前做出选择。农民工进城后，被迫学习种种城市社会的行为准则，学会各种抉择，这样，农民工才能根据自身权益最大化的原则决定是定居城市，顺利市民化，还是选择回归乡村，做新一代农民。

4.农民工家庭流动：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的健全和完善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

农民工家庭因迁移过程中共同的家庭奋斗目标及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他们能根据家庭成员的优势和能力来分担家庭的职责，允许个体间存在差异，彼此谅解和关怀，共渡家庭的难关。同时，他们也需要调动外部社会资源来缓解压力。其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和支持，主要来自亲戚朋友的互助网络和社区资源。

“现阶段，随着我国财力逐年增长、整体实力极大提高和农民工举家进城的诉求不断增强，推进农民工以家庭为单元的整体迁徙的条件和能力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如此可以更好地减轻乡村空心化给农民工家庭带来的困惑与问题。因此应构建以城市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以其需求为导向，整合延伸到社区的人口、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法律服务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调整工作力量，完善以社区服务站为主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手段和信息装备条件，优化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信息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劳动、统计、公安、司法、人口计生等部门的信息资源，提高社区管理水平。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即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